站在諾貝爾文學獎演講台上的莫言，不知道他是否有恐懼，他恐懼的又是什麼。
“對一位作家來說，真正的危險，與其說是來自實在的迫害，不如說他可能被碩大畸形的，或似乎趨於好轉——卻總是短暫的——國家面貌所催眠。”1987年，前蘇聯作家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在諾貝爾文學獎獲獎演講時這樣說。
布羅茨基出生於列寧格勒，早在青少年時期，他就給自己制定這樣一個規則：不要降低自己的身份與國家體制發生衝突。這是幾乎所有少時就開始寫作者的自覺：藝術，永遠凌駕於意識形態之上，而寫作，是一件再個人化不過的事情。
哪怕背過身轉過頭低下眉，不願和政治對視，蘇聯政府也不允許這樣的姿態存在。布羅茨基24歲那年，以“社會寄生蟲”罪被判去俄羅斯北部最寒冷的地方進行勞動改造，天寒地凍，史前那些關於結冰和滅絕的記憶仿佛會出現在他身上，幾年之後，布羅茨基被塞進一架飛機，被迫流放，最後輾轉到了紐約。他說：我們到這裡不是為了生活，而是為了過完餘生。
在所有獲得諾貝爾獎的作家裡，布羅茨基絕不是曾受過迫害最深的——同樣來自前蘇聯的作家鮑裡斯.帕斯捷爾納克（Boris Pasternak）即使給赫魯曉夫接連寫了幾封軟弱而諂媚的信，最終仍然只能被迫拒絕領獎。
然而，在布羅茨基看來，真正被迫害的痛苦並不可怕。可以通過順從，把苦役和懲罰變得荒謬，這絕不是簡單的精神勝利法。如《聖經》所說：“要是有人往你右臉猛擊一拳，就請把另一邊也凑上去；要是有人想根據法律控告你，拿走你的外衣，你就把大氅也給他；要是有人想強迫你走一裡路，就跟他走兩裡。”
對一個作家，一個畫家，一個劇作家來說，藝術提供了天然的武器，它可以戰勝囚禁、流放、羞辱等等。
作家真正該恐懼的，是被國家的巨大力量所魘住，被它的榮譽和擁抱收買，被它逐漸走向開明包容的幻想所欺騙。因為那將讓他失去自我。
莫言是不是也感受到了這樣的恐懼？
莫言是這個時代最有才華的演講者之一，他的詞句有讓人信服和感動的奇異力量。去年他在斯坦福大學的演講主題是：“孤獨和饑餓是我創作的源泉。”哪怕他當時已白胖如彌勒，他講的故事仍讓人如痴如醉。
今年，他的諾貝爾獎獲獎演講詞稱自己是個“講故事的人”，哪怕所有人都知道，他承擔的國家形象、得到的毀譽、在政治時代中的承上和啟下，都遠遠超越一個說書人。
有兩個莫言：小說裡的莫言，講台上的莫言。
前者在嘲笑後者。
在我眼裡，莫言最優秀的作品是他寫於1989年的《酒國》。雖然這是他語言上最粗糙的小說，各種文體雜糅的實驗也並不成功，但是他野心勃勃、膽大包天，對腐化濫情時代的預言精准得如同神諭。
小說寫檢察院調查員丁鈎兒去酒國市調查吃嬰兒的案子，酒國市是烏托邦，是索多瑪城，是忽必烈汗修起的富麗的逍遙宮，官員的食量和欲望一樣大，所有到這裡來的人都無法拒絕權力和財富的誘惑。
小說中，作家“莫言”也被誘惑，造訪酒國。他寫道：“體態臃腫、頭髮稀疏、雙眼細小、嘴巴傾斜的中年作家莫言躺在火車臥鋪上。我知道我與這個莫言有著很多同一性，也有著很多矛盾。我像一只寄居蟹，而莫言是我寄居的外殼。莫言是我頂著遮擋風雨的一具鬥笠，是我披著抵禦寒風的一張狗皮，是我戴著欺騙良家婦女的一副假面。有時我的確感到這莫言是我的一個大累贅，但我卻很難拋棄它，就像寄居蟹難以拋棄甲殼一樣……這個莫言實在讓我感到厭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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