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學風自由，教師在課堂上提出自己的觀點，學生常設疑問難，競相爭論。當時學術界討論老子問題日趨熱烈，胡適主張老子在孔子前，因孔子曾問學於老子;而錢穆、顧頡剛則主張老子在孔子後。三位先生在課堂外大家互相討論學問，是朋友;在課堂中則把自己的學術主張灌輸給學生，並且當眾批評對方的觀點。比如胡適對錢穆的《劉向、劉歆父子年譜》的考據謹嚴，十分佩服，常常對學生們做義務的宣傳;但是，在課堂上，他對錢穆等人的關於老子和《老子》一書的時代論爭，卻也慷慨陳辭，奮力抨擊。錢穆在講課中，也隨時聯繫批評胡適的一些論點，常說：“這一點胡先生又考證錯了。”
錢穆在北大講授通史課，事實性強，不騁空論，有據有識，簡要精到，並能深入淺出，就近取譬。如他比較中西文化，喻秦漢文化猶如此室的四周遍懸萬盞明燈，打碎一盞，其餘猶亮;羅馬文化為一盞巨燈，熄滅了就一片黑暗。當時錢穆將通史課的教室設在北大梯形禮堂，面積是普通教室的三倍，“每一堂近三百人，坐立皆滿，盛況空前”。課堂之大，聽眾之多，和那一排高似一排的座位，襯得下面講台上穿著長衫的錢穆似乎更矮小了。但這位小個兒導師，卻支配著全堂的神志。一口洪亮的無錫官話，震撼了在座的每一位學生的心。他自己也說過，他上課“幾如登辯論場”。他對問題往往反覆引申，廣征博引，使大家驚異於其淵博，更驚異於其記憶力之強。在北大，他與胡適都因以演講的方式上課而馳名學校，成為北大最叫座的教授之一，在學生中即有“北胡南錢”之說。
聯大執教，編撰《國史大綱》
抗戰爆發後，錢穆隨北大南遷。在昆明，北大與清華、南開合組西南聯合大學。錢穆繼續講授中國通史，同他在北平時講課一樣，教室內外都擠滿學生。學生對歷史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但苦於課外找不到
這類書籍來讀。錢穆有感於此，並在朋友們的提議下，決定編撰一部中國通史。他翻出行李箱中有關中國通史的筆記，開始整理編寫。經過一年多時間的課餘奮力寫作，完成了8篇、46章，30萬字的史書。因“苦書籍之未備”只能依據他的筆記和超人的記憶力“大刀闊斧”地進行撰述，因而取書名為《國史大綱》。他在《國史大綱.引論》中談到編撰中國通史既要簡明扼要，又要做到以下二者：一者必能將我國家民族以往文化演進之真相，明白示人，為一般有志認識中國以往政治文化社會思想種種演變者所必要之知識;二者應能與舊史統貫中映照出現中國種種複雜難解之問題，為一般有志革新現實者所必備之參考。
錢穆就是本著“通史致用”、“考史明變”的主張，按照《春秋》筆法，在《國史大綱》中考察了我國各個歷史時代的“世運興衰”和“人物賢奸”，他特別重視對歷史人物的考評，十分讚賞和推崇太史公在《史記》中創立的“列傳”體。後來，他在《張曉峰五千年史序》中談到：“史之本質雖在事，而事之主動則在人，歷史記載人事，而人為事主，無人亦何來有事。”“事非一日之事，亦非一人之事，史事成於群業……故列傳一體，實為史書中最進步最完備，而又得歷史之真情真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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