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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時學談“一帶一路”在拉美面臨的挑戰與應對
http://www.CRNTT.com   2024-04-05 14:59:41


 
  6.“一帶一路”面臨的主要挑戰是什麼?有什麼建議?

  應該說挑戰不少。第一,發展中國家對“一帶一路”的認識未必是深刻的,甚至可以說未必是完全正確的。它們認為,“一帶一路”是中國的戰略,是為了中國自己的利益服務,因此,它們衹要被動地享受中國提供的投資和市場准入就可以了;第二,發達國家對“一帶一路”的詆毀、誤讀、誤解和誤判時有所聞;第三,中國學者對“一帶一路”的理解過於狹隘,認為它就是中國對外投資。第四,雖然“一帶一路”是共商、共建、共贏,但一些國家似乎認為,“一帶一路”就是中國給錢。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一帶一路”是一種單向投資。

  當然,為了進一步發揮“一帶一路”的作用,我們應該做得更多。以拉美為例,我們早已高調地宣布,拉美是“一帶一路”(主要指海上絲綢之路)的“自然延伸”。這一延伸當然是應該的。但是,“延伸”以來已過去了多年。我們為這一“自然延伸”做了什麼?拉美做了什麼?有關部門要好好地考慮一下。

  直接為“一帶一路”服務的,可能是2014年12月29日由外匯儲備、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國家開發銀行、中國進出口銀行共同出資建立的絲路基金。這是一個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設立的中長期開發投資基金。它服務於“一帶一路”建設,堅持市場化、國際化、專業化運作,為中國與相關國家和地區的經貿合作、雙邊多邊互聯互通提供投融資支持,促進中國與有關國家和地區的共同發展、共同繁榮。這一基金通過以股權為主的多種投融資方式,重點圍繞“一帶一路”建設推進與相關國家和地區的基礎設施、資源開發、產能合作和金融合作等項目,確保中長期財務可持續和合理的投資回報。我希望國家應為進一步推動“一帶一路”想出更多的方法和措施。

  7.“一帶一路”以後在拉美如何做?

  第一,有關部門要為“一帶一路”延伸到拉美采取一些實實在在的措施。迄今為止,我好像沒有看到延伸與不延伸有什麼差別。也就是說,簽不簽“一帶一路”合作文件,基本上無差異。一位歐洲學者曾問我:巴西不簽“一帶一路”合作文件,是否意味著中國以後不在巴西投資了,不與巴西進行貿易了。我說不會沒有投資,不會沒有貿易。她又問:那簽與不簽有什麼差別?我說我不知道。

  第二,要提防“美國因素”的影響。我們在拉美的一切行為都引起了美國的戒備和警惕,“一帶一路”亦非例外。我們到美國的“後院”,美國當然心裡不高興,因此,我們要盡可能地與美國合作,亦即開展中國-美國-拉美三方合作。此外,對於美國的攻擊,我們完全可以一個耳朵進,一個耳朵出。

  第三,拉美要改善自己的投資環境。此外,拉美應該知道,“一帶一路”建設不是單車道,而是雙車道。拉美不能坐享其成。

  8.您覺得國企與民企如何在“一帶一路”共建中更好地走出去?

  中國的民企在國際上的存在感很強。哪裡有陽光,哪裡就有中國的民企。當然,我們的有關政府部門還應該為民企參與“一帶一路”提供更多的激勵。

  關於中國的國企,西方的偏見很深。我曾在歐洲講學時說過,你們應該牢記鄧小平的話,“不管黑貓白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到歐洲來投資的中國企業,你們何必區分是國企還是民企。After all, money is money.

  9.您認為中國的NGO如何在“一帶一路”共建中更好地發揮作用?

  在理論上,中國的NGO應該在國際上為“一帶一路”發聲。但在現實中,不容易。我們對NGO有一種根深蒂固的偏見或戒備心理,深怕它們在國際上幫倒忙。

  若干年前,我在撰寫一個關於中國的NGO走出去的研究報告時,曾希望與有關部門交流一下,瞭解一下他們的看法。電話打過去後,得到的回答是請示領導後再答復我。後來的結果,你懂的。

  10.我國的智庫、研究機構和媒體如何為“一帶一路”做貢獻?

  “一帶一路”問世以來始終是我國學者關注的最引人注目的研究課題之一。我曾說過,如果你沒有寫過關於“一帶一路”的文章,沒有參加過“一帶一路”的會議,沒有聽過“一帶一路”的講座,那你就不是一個中國學者。我還說過,如果你愛他,那你就讓他研究“一帶一路”,因為關於“一帶一路”的研究資料很多很多,很容易寫;如果你恨他,那你就讓他研究“一帶一路”,因為要真正能為“一帶一路”提出真知灼見,非常難。

  學術界要做的工作很多,最重要的就是出主意,但不要出餿主意。餿主意比沒有主意更糟糕。

  我自己在研究“一帶一路”時遇到的困惑有兩個。第一個困惑是,哪些國家參與了“一帶一路”? 

  中國“一帶一路”網有這樣一個自問自答的問題:

  問:“要簽訂了什麼文件才能視為參與了‘一帶一路’呢?”

  答:“一般的簽署流程是:從簽訂意向書開始,然後簽訂備忘錄、框架條款,再到簽訂正式的合同或協議。有時備忘錄的應用範圍會更廣闊一些。例如,有時會把對一個合同或協議的某些修改叫做備忘錄。” 

  由此可見,簽署合作協議或簽署備忘錄都可以視為參與共建“一帶一路”。但是媒體的報道似乎并沒有將簽署合作協議或簽署備忘錄作為是否參與共建“一帶一路”的唯一標準。例如,中央電視台在2020年10月20日的新聞中說:“一帶一路”項目在阿根廷開花結果。其實,阿根廷是在2022年2月阿根廷總統阿爾韋托·費爾南德斯訪華時才簽署“一帶一路”合作文件的。

  又如,《人民日報》在題為“譜寫中拉‘一帶一路’合作新篇章”以及“中拉拓展‘一帶一路’合作新領域”等文章中說,“一帶一路”使2021年中國與拉美國家的貿易額高達4500億美元。其實,巴西、墨西哥、哥倫比亞和巴哈馬尚未簽署“一帶一路”合作文件。如果去掉這4個國家,那就不是4500億美元了。我的一位墨西哥朋友(華人學者)告訴我,他曾統計過,簽署“一帶一路”合作文件的拉美國家在中拉貿易總額中的比重約為40%,未簽署這個合作文件的4個國家及未建交國家占60%。這意味著,與“一帶一路”有關的中拉貿易不足2000億美元,不是4500億美元。

  我注意到,除媒體以外,一些學者在宣傳“一帶一路”時也說了不少假話。例如,一篇題為“‘一帶一路’走進他們的貨幣”的文章中寫道,中國企業建造的科威特中央銀行大廈以及馬拉維的議會大廈被視為“一帶一路”的成就。事實上,科威特中央銀行大廈早在2008年就已開始動工,馬拉維的議會大廈在2010年就投入使用。因此,這兩個工程項目與“一帶一路”倡議的關係是微乎其微的。

  有些學者將某一年份的較高的世界經濟增長率與“一帶一路”倡議聯繫在一起,認為這一增長率是世界上許多國家參與“一帶一路”倡議的結果。但是,對於“一帶一路”如何促進世界經濟增長以及兩者之間的因果關係何在等問題的分析,卻隻字未提。這就容易使人提出這樣一個問題:世界經濟增長率有高有低,難道某一年份世界經濟增長率下降是實施“一帶一路”倡議的結果?

  我的第二個困惑是何謂“一帶一路”項目。

  有人認為,不是所有中資企業到海外投資的項目都是“一帶一路”項目。由於各種原因,中國政府暫未對外公布被認定為“一帶一路”項目的清單,但從中國國務院各部委的公開信息所見,絕非所有到海外投資的項目都能算是“一帶一路”項目。例如,中資企業到海外投資的房地產、酒店、影城、娛樂業、體育俱樂部項目等均不屬於“一帶一路”項目。即使所在地是“一帶一路”沿綫國家,也不是所有項目都是中國政府認可的“一帶一路”項目。

  這個觀點很值得商榷。“一帶一路”包括民心相通,到海外投資的房地產、酒店、影城、娛樂業、體育俱樂部項目難道不能推動民心相通嗎?

  還應該指出的是,在總結“一帶一路”的成就時,同一個項目(或者工程)在國內外的評價差別很大。例如,我們給厄瓜多爾修建的辛克雷水電站,中國的媒體稱之為“一帶一路”的“旗艦項目”。但我在一個國際會議上聽到一個在美國工作的厄瓜多爾學者說,這個水電站的修建引起了多起法律糾紛,對生態環境產生了很大的負面影響,甚至還死了多少工人,等等。毫無疑問,這個厄瓜多爾學者的觀點肯定受到了美國媒體的影響。

  順便說一句,厄瓜多爾的這個水電站早在2009年就簽約、2010年就開工了,而那時還沒有“一帶一路”。但是中國媒體卻說它是“一帶一路”旗艦項目。

  關於媒體的報道,我認為要做到實事求是。我給你舉一個例子。2017年5月9日,中國新聞網發表了這樣一篇文章:“一帶一路”緣何寫入聯合國決議?該文章說,與2013年前剛剛提出時相比,現在“一帶一路”贏得了更多有分量的支持。兩個月前,聯合國安理會一致通過了第2344號決議,呼籲各國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并首次載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

  其實,這個2344號決議不是一個“呼籲各國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決議,而是一個關於阿富汗的決議,儘管它提到了“一帶一路”。

  我們經常看到評估“一帶一路”成就的各種報告。不少報告有不實之虞。例如,2016年的一個報告在評估“一帶一路”的“貿易便利化”時寫道:“雙邊自貿協定談判穩步推進。截至2016年6月30日,我國已對外簽署自貿協定14個,涉及22個國家和地區,正在談判的自貿區8個,正在研究的自貿區5個。”其實,該報告所說的14個協定,都是在“一帶一路”問世以前就已經簽字了。

  我羅列這些例子并不是要否定“一帶一路”的成就,而是希望學者和媒體在總結“一帶一路”成就時要實事求是。

  為了推進“一帶一路”,我們設立了絲路基金(規模為400億美元),主要是用於投資。希望今後能出台一些更多的為“一帶一路”服務的措施。

  薛:好的,謝謝您,江教授。您肯定了“一帶一路”倡議在拉美以及其他地區所取得成就,同時也指出了面臨的一些挑戰。您坦率地陳述事實、表明觀點,有助於受衆更好地理解“一帶一路”,也有利於“一帶一路”這個世紀工程行穩致遠。

  (訪談人:薛力,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本文經受訪者江時學教授審定。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國際政治經濟學院博士研究生李少康協助整理訪談稿)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4年1月號,總第313期,P8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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