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那麼香阪順一教授對您的漢語研究有怎樣的影響呢？
內田：香阪老師的課上，每周都有讀書會，主要研讀中國當代的小說，閱讀原文，翻譯成日語，對於不明白的地方，大家相互討論。他組織的講習會的名字是“愚公會”，是取自“愚公移山”這個典故。後來我博士也是在大阪市立大學讀的，跟著導師的方向，研究近代的白話，主要是語法和詞匯。
潘：這與您後來的研究方向不同，是否和您的上海經歷有關？
內田：1978年博士課程完成後，回到家鄉福井大學做專任講師，研究和教學都是沿著原來的方向。最大的變化是在1987年到1988年，我得到了日本“國術振興會”的資助，在上海復旦大學做研究。在復旦的導師是許寶華教授，我跟他是學習方言研究，所以也學了上海方言。不過，去上海最主要的收獲是購書。
那個時候，我幾乎每天都坐55路公交車去福州路的書店買書，雖然並不是每天都有新上架的書，但偶爾上架一些好書就很快被人買走了，所以不能錯過。後來復旦大學的研究結束回日本時，一共有五十箱書要寄回日本，把四川北路那家郵局的人都嚇了一跳。除了福州路的書店外，文廟每周末都有書市，我也都去逛。另外，復旦圖書館也經常把不要的館藏書拿出來拍賣，都是很好的書，這些書後來成了我研究的重要資料。
潘：我知道您的內田文庫裡有很多早期漢英、英漢辭典，還有一些傳教士編撰的漢語教科書，可能是全世界最全的早期漢語研究資料了吧，這些重要資料才構成您現在研究的方向吧？都是在上海時候買的嗎？
內田：當然，除了上海買的這一些，後來我還每年去歐洲，都會在羅馬住上一段時間，尋找早期漢語教科書、辭典等資料。1998年，我又去了哈佛當訪問學者，在哈佛的圖書館裡找到了很多漢語的資料。
潘：您和沈國威老師整理的《遐邇貫珍》、《近代啟蒙の足跡ー東西文化交流と言語接觸：『智環啟蒙塾課初步』の研究》等書，在中國也慢慢地得到了學者的重視，被引用的也越來越多了，可見這些早期傳教士的文獻還是值得整理髮掘的。您和沈老師最近影印出版的鄺其照《字典集成》是中國人自己編的最早的英漢辭典吧，如果在中國出版的話，肯定也會引起關注的。
內田：商務印書館準備出版。這些資料都是很找難的，現在影印出版可以方便大家利用。
潘：除了資料外，復旦大學在學術上怎樣的啟發呢？
內田：我當時經常在上海書店裡看到一捆包好的書，書店店員說是已經被人買走了的。詢問之後才知道，這個買書者正是周振鶴先生。我讀過他和游汝傑先生合作撰寫的《方言與中國文化》，後來好像還是在書店，我就跟周振鶴先生認識了。認識了之後，他也經常到我的住處來詢問每天都有什麼收獲，他是指我每天都買到了什麼好書，他甚至現在都還記得我當時買的書的價格。我們對於近代文獻的收藏，就是從那個時期開始，後來也一直保持書籍信息的溝通。後來通過周振鶴先生，認識了游汝傑先生、申小龍先生，是我最早在日本介紹申小龍先生的研究成果。
當時他們的研究很有特點，語言研究和文化研究結合起來，這樣就比僅僅作詞匯研究要更深入。這一研究思路，我很贊同，我認為單純就語言研究語言是無法深入的，通過和他們的接觸，我也開始了從文化角度對語言的研究。
潘：這可能跟中國八十年代的文化研究熱潮有關吧，記得上海出版了《士與中國文化》、《禪與中國文化》等一系列文化研究著作，都應該是這一思潮下展開的研究吧。當時日本沒有興起這樣的研究熱潮嗎？
內田：日本沒有從文化角度來研究漢語的做法。日本學者還是繼續原來的研究，特別是漢語研究領域，主要還是對原來的漢語白話材料的研究。
當然，我後來也在歐洲認識了意大利的馬西尼、德國的Michael Lackner等人，還在德國等召開好幾次學術會議。在這些過程中，我的研究方向慢慢地轉變，最後集中以早期西方人的漢語教材為中心，結合西學東漸的過程，展開了近代漢語的歷史語言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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