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社會學家開始認為社會學不僅不會取消，還會得到重用，甚至認為政治學、法學這樣的學科才是直接服務“反動政府”的，它們被取消並不讓人意外。他們對政治學、法學的看法，其實也注定了他們無法看清社會學終要被取消的命運。有這樣的認知，在社會學被取消後，他們才會找出如下不乏庸俗實用主義的理由，讓人讀來深感無奈。說明一個人沒選擇時，他必須找個理由說服自己，此中傷痛，不足為外道也。“中國共產黨依據馬列主義原理取得了革命的勝利，而社會學者提出的各種理論學說及調查成果，卻未能改善中國人民的社會生活，這難道不能說明前者對中國社會把握得更準確嗎？！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不但主流輿論界持這種觀點，就連不少社會學者也接受了這一看法，而這正是導致社會遭到否定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閻明《中國社會學史》P.291）。
取消社會學，瓦解社會工作，當然有許多大家都看得到的理由。如社會學家基本上是改良主義者，有統計稱1932年至1947年15年中燕京大學社會學系畢業的研究生，沒有一個參加革命的（見閻明《中國社會學史》P.281）。而他們使用的研究方法，都不是什麼唯物史觀研究方法，於是所做的研究，不是為反動政府服務，就是為帝國主義殖民侵略辯護，乃至所做的社會調查，都被視為替帝國主義搜集材料。這些都是現在的人們能猜想得到的帽子，並不讓有歷史經歷的人們感到驚訝。但讓我奇怪的是不少社會學家們都參加了土改，看到為了羅織罪名，把學田、族田、祠堂等宗族財產，都算在地主、富農身上，他們卻看不透這裡面包含的對資源整肅性搜刮與完全壟斷。這種壟斷，破壞了費孝通意義上的“皇權”與“紳權”的張力，也破壞“皇權不下縣”的相對自治的社會管理格局，如此對社會的大起底和翻烙餅，才是一九四九年這場革命真正異於幾千年中國歷史上各種鼎革的實質。
換個學術界通常的說法，以前的改朝換代或者社會鼎革，都是政治革命，但並非殃及底層社會秩序與生態的社會革命。若一個國家的政府對資源完全壟斷，使得它成為整個國家唯一的買家，成為唯一買家後，對民眾的控制就會無孔不入，因為控制了你的胃，控制了你肉體的生命，生命系於得食與否，自然不難控制你的精神。在這樣的政體和生存空間裡，最終完成了哈耶克所說的，不是不勞動者不得食，而是不聽話者不得食的控制局面。
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獲獎者阿瑪蒂亞·森在談到饑餓與政治，說印度很貧窮，但從來沒有發生過饑荒，其原因在於印度的信息是自由流通的。我認為這符合他“以自由看待發展”的理念，也算是看到了饑荒與政治之間的實質。但問題並非完全是他所說的那麼簡單，如果饑荒突然發生，讓信息自由流通，固然會減少很多人餓死，因為信息自由流通促使資源重新配置，使多餘地區的糧食，能到缺糧地區去出售，或者官民賑濟以救急。但如果從社會學的角度看，把所有的資源都齊齊地上繳給生產隊與公社後，所有人都同樣貧窮，破壞自然所存在的貧富差序化格局——再好的制度也有貧富差序，只不過是要保證獲利的正當性，需要機會及過程平等，而非結果均等——沒有鄉紳與大戶對貧戶的幫助，亦即沒有義倉、社倉傳統的類同於NGO的救濟體系，而官方根本就沒有救濟（何況彼時救濟與運輸道路並不發達，不可能解決全國大規模的缺糧問題）渠道，那麼出現大規模餓死人的情形，就不可能避免。
我認為1952年取消社會學系及社會工作後，截至1979年，官方管控社會的方式採取的都是恩庇—侍從垂直二元模式，但也有社會工作研究者，如社會學家雷潔瓊的學生、北大的教授王思斌把這個時代的社會管控稱之為“非（半）專業行政化的社會工作”（見其所著《社會工作本土化之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在我看來，把這個充滿高壓與管控時代的社會管理，稱之為“非（半）專業行政化的社會工作”，很難逃脫把失業說成是“下崗”這種“奧威爾新話”的窠臼。對一件事情的命名，如果不能真實反應其本質，那麼這個命名就有很大的遮蔽作用，甚至不乏愚民色彩。我認為王思斌這個命名，難逃這樣的責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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