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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商務印書館上海總公司全景（圖片來源：騰訊網） |
中評社北京5月27日電／精選33個經典外交案例、反覆研討修改、採用講故事的形式……在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開幕前夕，商務印書館出版了《如何講好中國故事》一書，引發諸多學界專家關注。“這本書，對如何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具有借鑒意義”“為傳播學研究提供了寶貴的實踐經驗與思考”……在新書發布會上，與會專家們討論熱烈。
1897年創辦於上海，1932年“一·二八”事變中毀於戰火，後以“為國難而犧牲，為文化而奮鬥”為口號立志復興；120多年的商務印書館，歷經跌宕起伏，它所編著的“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中華現代學術名著叢書”《辭源》《新華字典》等一大批精品佳作為人們所熟知。作為“工具書王國”與“學術出版重鎮”，商務印書館這塊“金字招牌”越擦越亮。
■與歷史發展同頻共振
做書的依循，就是國家之需、民族之需、時代之需
上世紀80年代，於殿利在大學圖書館裡如饑似渴地閱讀介紹外國學術成就的“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大學畢業後，他如願成為商務印書館的一名編輯。談起近30年的工作經歷，現任商務印書館總經理的他感慨道：“雖有艱苦，甘之若飴。”
2009年，商務印書館計劃再出版一套系統梳理近代以來中國人學術與思想成果的“中華現代學術名著叢書”；這兩年，商務印書館又著手策劃出版了一套“中華當代學術著作輯要”，體現中國學術界在改革開放以後所取得的成果。於殿利說：“一代有一代之學問，商務印書館的學術出版，也應該與歷史發展‘同頻共振’。”
和歷史“共振”，《辭源》就是一例。面對外來侵略，1915年，《辭源》第一版出版。蔡元培評價說，《辭源》的出版是“保種”行為——保中華民族的文化血脈，留住文化的根。
參與《辭源》第二版編纂的許振生，已年逾七旬。他告訴記者：“我的老師吳澤炎先生，一輩子投身於《辭源》，手寫卡片40萬張；編輯們每天在五個圖書庫裡來回穿梭，一天能走幾裡路。”在他看來，參與《辭源》編纂工作的一代代編輯，也是一個個活生生的“文化之根”。
幾年前，《辭源》第三版修訂啟動，商務印書館在館外先後聘請了何九盈、王寧、董琨3位主編，22位分主編，127位專家組成修訂隊伍；調集館內精兵強將，組成老、中、青三代20人的編輯團隊；正式出版前，又延請108位各界專家學者審讀校樣，以確保萬無一失……
商務印書館初創時發行過一種讀書票：右邊二字是“讀書”，左邊二字是“救國”。從一開始，商務印書館就不單單是一家“書商”。“做書的依循，就是國家之需、民族之需、時代之需；做書的目的，就是用思想推動社會進步。” 於殿利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