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時期，我們才制定了合乎情況的黨的總路線和一整套具體政策。這時候，中國民主革命這個必然王國才被我們認識，我們才有了自由。到這個時候，我們已經幹了二十來年的革命。過去那麼多年的革命工作，是帶著很大的盲目性的。如果有人說，有哪一位同志，比如說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說我自己，對於中國革命的規律，在一開始的時候就完全認識了，那是吹牛，你們切記不要信，沒有那回事。過去，特別是開始時期，我們只是一股勁兒要革命，至於怎麼革法，革些什麼，哪些先革，哪些後革，哪些要到下一階段才革，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都沒有弄清楚，或者說沒有完全弄清楚。我講我們中國共產黨人在民主革命時期艱難地但是成功地認識中國革命規律這一段歷史情況的目的，是想引導同志們理解這樣一件事：對於建設社會主義的規律的認識，必須有一個過程。必須從實踐出發，從沒有經驗到有經驗，從有較少的經驗，到有較多的經驗，從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認識客觀規律、從而獲得自由，在認識上出現一個飛躍，到達自由王國。
對於社會主義建設，我們還缺乏經驗。我向好幾個國家的兄弟黨的代表團談過這個問題。我說，對於建設社會主義經濟，我們沒有經驗。
這個問題，我也向一些資本主義國家的新聞記者談過，其中有一個美國人叫斯諾。他老要來中國，一九六O年讓他來了。我同他談過一次話。我說：“你知道，對於政治、軍事，對於階級鬥爭，我們有一套經驗，有一套方針、政策和辦法；至於社會主義建設，過去沒有幹過，還沒有經驗。你會說，不是已經幹了十一年了嗎？是幹了十一年了，可是還缺乏知識，還缺乏經驗，就算開始有了一點，也還不多。”斯諾要我講講中國建設的長期計劃。我說：“不曉得。”他說：“你講話太謹慎。”我說：“不是什麼謹慎不謹慎，我就是不曉得呀，就是沒有經驗呀。”同志們，也真是不曉得，我們確實還缺少經驗，確實還沒有這樣一個長期計劃。一九六O年，那正是我們碰了許多釘子的時候。一九六一年，我同蒙哥馬利談話，也說到上面那些意見。他說：“再過五十年，你們就了不起了。”他的意思是說，過了五十年我們就會壯大起來，而且會“侵略”人家，五十年內還不會。他的這種看法，一九六O年他來中國的時候就對我說過。我說：“我們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我們的國家是社會主義國家，不是資本主義國家，因此，一百年，一萬年，我們也不會侵略別人。至於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經濟，在中國，五十年不行，會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時間。在你們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經過了好幾百年。十六世紀不算，那還是在中世紀。從十七世紀到現在，已經有三百六十多年。在我國，要建設起強大的社會主義經濟，我估計要花一百多年。”十七世紀是什麼時代呢？那是中國的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再過一個世紀，到十八世紀的上半期，就是清朝乾隆時代，《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個時代，就是產生賈寶玉這種不滿意封建制度的小說人物的時代。乾隆時代，中國已經有了一些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萌芽，但是還是封建社會。這就是出現大觀園裡那一群小說人物的社會背景。在那個時候以前，在十七世紀，歐洲的一些國家已經在發展資本主義了，經過三百多年，資本主義的生產力有了現在這個樣子。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比較，有許多優越性，我們國家經濟的發展，會比資本主義國家快得多。可是，中國的人口多、底子薄，經濟落後，要使生產力很大地發展起來，要趕上和超過世界上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沒有一百多年的時間，我看是不行的。也許只要幾十年，例如有些人所設想的五十年，就能做到。果然這樣，謝天謝地，豈不甚好。但是我勸同志們寧肯把困難想得多一點，因而把時間設想得長一點。三百幾十年建設了強大的資本主義經濟，在我國，五十年內外到一百年內外，建設起強大的社會主義經濟，那又有什麼不好呢？從現在起，五十年內外到一百年內外，是世界上社會制度徹底變化的偉大時代，是一個翻天覆地的時代，是過去任何一個歷史時代都不能比擬的。處在這樣一個時代，我們必須準備進行同過去時代的鬥爭形式有著許多不同特點的偉大的鬥爭。為了這個事業，我們必須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具體實際、並且同今後世界革命的具體實際，盡可能好一些地結合起來，從實踐中一步一步地認識鬥爭的客觀規律。要準備著由於盲目性而遭受到許多的失敗和挫折，從而取得經驗，取得最後的勝利。由這點出發，把時間設想得長一點，是有許多好處的，設想得短了反而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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