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權力授出去了，卻也變得難以控制，稅種以“暫行條例”、“試行”形式越來越多。
面對複雜的歷史成因，趙冬苓也沒想到，議案提出的第三年，稅收法定就有了時間表。
她還記得，自己作為新代表第一次提交議案後，人大常委會的回復僅僅是告訴她中國稅制的歷史沿革。趙冬苓當時又回信，表示對這個回復“不滿意”，堅持自己的看法。
那年夏天，全國人大常委會預算工作委員會的一位負責人登門拜訪，專門聽取了她的建議。
不正常和不懂的 都成了議案
第一次當上人大代表，趙冬苓很忐忑，“不知道人大代表怎麼當”。
但是有個想法，“既然當了，就希望為社會和國家的進步發揮一些作用。”就是用那種音量和語速都中等的調子說的，沒有很激情。她說，這個是“信念”。
2014年，第二次來開會。除了“稅收法定”的第二份議案之外，她還帶來了一份關於預算公開的議案。一個稅收，一個預算，這是國家錢袋子的兩頭。
以寫作為生的劇作家，提了兩個與財稅相關的專業級議案。
為什麼做這樣的議案，她回答：迫不得已。“我年年來開，前後忙活一個月，我坐在那幹嘛呢？打盹啊？要是被拍下來怎麼辦？所以就得認真地做。”
關注稅收，是很偶然的一個時機。2013年兩會前一個月，國家出台了“國五條”，二手房交易徵收20%的稅。一下子，引起社會強烈關注，以致很多夫妻假離婚。“我覺得這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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