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8月30日電／我們應該從公共治理和社會建設的角度來探討“犯罪之鄉”的形成，在打擊犯罪之外，如何修復變壞的地方社會才是更深層也更艱難的命題。
臨沂准大學生徐玉玉遭電信詐騙後死亡案，近來是全民熱議的焦點。在公安部公布的6名嫌犯中，5名來自福建省泉州市，其中3名來自安溪縣。因此安溪縣“詐騙之鄉”的名號又得到了一次確認。地圖炮與反地圖炮的新一輪鬥爭於是展開。
早有報道顯示，安溪縣系電信詐騙案高發地。據稱該縣魁鬥鎮的移動電話通信基站曾經是“全亞洲最繁忙的基站”，安溪縣移動公司曾數次對這裡的通信基站擴容，但還是難以滿足通信需要。在短信詐騙高峰期間，安溪境內一天發出的手機短信達上百萬條之多，還曾出現排隊取錢的“繁榮”。
為什麼福建安溪會成為“詐騙之鄉”？有當地人稱要怪對岸的台灣人。一開始是台灣人搞電信詐騙，然後帶著安溪的親戚搞，後來安溪人自立門戶，越搞越大。據說這一電信詐騙傳入路徑在安溪廣為人知。
台灣電信產業發展較早，電信詐騙同樣領先大陸一步。台灣與安溪很強的血脈聯繫，台灣有200萬人祖籍安溪。在過去破獲的詐騙案中，不少骨幹成員均為台灣人，聘請的“打手”則多來自安溪。這佐證了台灣輸入的說法。
任何一個事物的發展壯大，有外因也有內因。因此不能只怪台灣，還要追問的是，為何安溪會有適宜電信詐騙這一非法“產業”扎根生長的土壤？
每有“犯罪之鄉”曝光，貧困都會成為被討論的一個重要因素。雲南“盲井村”被發現之後，當地公安局一名負責人就把原因歸結到貧困、懶惰和不勞而獲心理。到了安溪電信詐騙，也有報道提到近年茶葉行情不好，年輕人經不住誘惑走上歧途。
問題是，惰性每個人都有，不勞而獲也是大多數人的夢想，但由此走上犯罪道路的終究是少數。貧困的確是“犯罪之鄉”常見的共同點。據公安部統計，犯罪高危人群分布以一些經濟欠發達地區最為集中，農村人口幾乎占到絕大部分。但僅以貧困解釋犯罪同樣是無力的。
我們應該從公共治理和社會建設的角度來探討“犯罪之鄉”的形成。良好的公共治理要求政府對犯罪集中的現象及時發現、嚴厲打擊、嚴密防範。而在許多“犯罪之鄉”，惡名已遠播全國，犯罪已成為本地人盡皆知的“手藝”，卻遲遲沒有有效應對。只問一件事，安溪魁鬥鎮出現“全亞洲最繁忙的基站”，難道無人覺得蹊蹺？為什麼不加應對反而數次擴容？
光有政府層面的重視是不夠的。“犯罪之鄉”寄生於潰敗的地方社會中。家族傳幫帶、親朋聯盟是常見的現象，更可怕的是道德感的崩潰。早在2004年，就有媒體深入安溪調查，發現從事詐騙活動在安溪的不少山村稱為“做生意”。在部分人看來並不以為恥，反而是“有本事”。這種不講是非只認錢的地方風氣，在不少“犯罪之鄉”都存在。在打擊犯罪之外，如何修復變壞的地方社會才是更深層也更艱難的命題。
（來源：新京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