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初，男孩父母將肇事司機及車輛所屬的汽車租賃公司以及相關保險公司告上法庭，靜安區人民法院立案受理，原定於8月24日開庭審理。7月19日，該男孩父母追加ofo運營方北京拜克洛克科技有限公司為被告，並調整了訴訟請求。
張黔林指出，之所以要求ofo方面收回所有機械密碼鎖具單車，是不能讓悲劇再發生了。“其實在5月份我第一次和家屬見面時，孩子的舅舅就提出主要是鎖的缺陷問題造成的，說如果起訴訴求要包括換鎖，這樣才能避免下一個悲劇，但6月份鄭州又出現死亡事故，更加堅定了家屬訴訟要求換鎖的決心。”
據悉，ofo初期投放的是機械鎖，每一個車牌號碼所對應的機械鎖密碼都是固定的，只要記住對應車牌號碼的密碼就能開鎖。如果上一個使用的人在結束行程之後沒有將密碼打亂，那麼其他人不需打開APP，直接按開鎖鍵就可以使用。事發當天，該男孩在路邊尋找到一輛密碼鎖可直接按開的小黃車，並上路騎行。
張黔林認為，ofo不只是通常所說的互聯網平台，更是車輛的所有人和服務的提供者，投放在公共場所，提供公共服務，面向不特定的公眾，涉及公共安全，理應有更高的責任和義務。這種責任不僅包括保證產品合格、不能有不合理的缺陷、需要及時的維護管理，還包括對缺陷的及時發現和召回，以及投入公共領域之前詳細的論證。
該案的另一個爭議在於，原告方向ofo方面索賠的700萬元精神損害賠償金。
“在上海司法實踐中，精神損害賠償一般不超過5萬元，其依據是1999年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發布的《關於印發幾類民事案件的處理意見的通知》，但如該通知所說，精神損害賠償具有補償性和懲罰性雙重特征，補償性是對受害方的精神安慰和物質補償，懲罰性是對侵害人的制裁，從錯誤中吸取教訓、遵紀守法，尊重他人的權利。”張黔林指出，如果精神損害標準太低，受害人難以得到安慰和補償，侵害人更難以受到處罰，因此應當相應提高。
他認為，確定具體數額時除了要考慮該文件提到的損害程度、過錯程度等因素外，侵權人的獲利情況也應當成為考量因素。因為賠償金如果與侵權行為的獲利相比太微不足道，那侵權人就沒有及時改正的經濟動力，而容易放任損害後果繼續發生。
澎湃新聞注意到，事故發生後的第三天，ofo方面曾在官方微博上表示，已第一時間派出專業團隊，前往上海調查及處理相關事宜，並與上海公安和交管部門取得聯繫，提供了相關信息和資料，“如何研究出一套有效的防範機制，從源頭上杜絕12歲以下未成年人使用單車，從而避免悲劇再次發生，是我們正在全力以赴調查研究的重要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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