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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凱鴻擔心，建設的風暴可能讓這個園子無法承受 |
“一生最重要的事”
1984年，熊濟華從西南農業大學退休，他那時精力尚好，馬不停蹄地編寫各類植物志，給一些研究機構做兼職顧問，“沒事的時候就到野外去了”，熊凱鴻知道，父親心中尚有夙願沒有完成。
大約在1991年，熊濟華的親家鄧尊賢（即熊凱鴻的岳父）到重慶去見到熊濟華，在那間狹窄的小居室裡，鄧尊賢第一次聽這位親家說起保護珍稀植物的意義，“他的想法很真誠，也很簡單，就是先保護好珍稀植物，後面自然有社會效益”。
鄧尊賢學醫出身，曾擔任華西醫院副院長，後來做過多家企業的負責人。雖然對珍稀植物是外行，但他被親家的真誠打動了，“經濟效益暫時上不去，但有社會效益，長遠看也不會虧”。
2001年，龍泉區政府開始發展生態農業，鄧尊賢與當地政府合作承接了多個項目，其中涉及到一些珍稀植物保護工作，他邀請熊濟華加入，“他很高興，說不要錢也要來”。
但沒多久，項目進展不順，與當地政府的合作終結，鄧尊賢思考下一步何去何從。那時，他也已過古稀之年，名利過眼去，他想到親家常提到的珍稀植物培育和推廣，決定支持他做成這件事。
雙方一拍即合。鄧尊賢作為後盾，幫忙籌集資金，具體的建設、引種和培育工作，由熊濟華全權負責。
“當時想法很簡單，就是要把這些物種先保護起來，搞清楚他們的習性，以後總會有它的價值。”熊濟華說。
兒子熊凱鴻丟下手中的生意，乾脆陪著父親一起幹，“我知道這可能是他一生最重要的事了。”熊凱鴻早年進入體校，後就讀於重慶大學企業管理專業，對植物學也是外行，但他又回到起點，像個孩子一樣聆聽父親教誨。
首先東挪西凑，他們拿出了30餘萬元。其次是選場地，珍稀植物對土質的要求特別，土地不能太貧瘠，但農田都有人種，租金價格高昂。最後，他們在成都南郊，華陽鎮和中和鎮交界的一個叫做張家嘴的地方，找到了一片撂荒的土地，大約有30多畝，以租用和合作的形式使用。
15年前的張家嘴，屬於成都郊區偏遠的鄉村，放眼都是農田和零落的村社，極少有樓房，多數房頂覆蓋著瓦片，有些還頂著茅草。那時，成都三環路剛剛通車，天府立交以南是城鄉接合部，第一條地鐵三年後才開始施工，橫貫南北的天府大道，還停留在政府規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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