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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賀子珍。 |
康生先後參加了上海“二月罷工”、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並嶄露頭角，相繼擔任了中共上海大學獨立支部書記，中共上海滬西、滬東區委書記，中共江蘇省委常委兼組織部部長等職，期間，他又化名趙容。大革命失敗後，在革命陣營內部發生分化之際，熟知中國歷史並醉心於封建社會權術之道的他，便眼觀六路，耳聽八方，暗自尋找著下“注”的機遇。
在1928年6月至7月召開的黨的六大上，平庸的向忠發被推舉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主席，黨的最高權力實際掌握在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傳部長的李立三手中。瞄准這棵“大樹”後，康生便開始苦下功夫。在1930年的一次黨的會議上，當李立三被中共上海滬西區委書記何孟雄指責犯了“左”傾冒險主義錯誤時，康生卻針鋒相對、擲地有聲地說，“李立三同志是正確的”，並拍著胸脯氣勢汹汹地威脅道：“誰反對李立三同志，誰就是反黨，李立三同志是我們的好領導，我堅決擁護李立三同志制定的路線。”就在這一刹那間，李立三牢牢地記住了康生其人。不久，康生便被調任中央組織部秘書長等職，成為中央官員，實現了康生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跨越。時年32歲。
然而，當李立三的“左”傾冒險錯誤在1930年9月召開的黨中央擴大的六屆三中全會上遭到嚴肅批評時，康生立即反戈一擊：“我早就看出李立三這一套，是左傾冒險主義的東西；在領導作風上，他惟我獨尊，夜郎自大，誰的意見也聽不進去……”只此一舉，他不僅保住了原有的政治地位，後來還意外地被任命為中央審查委員會委員、中央職工部部長等職。
（來源：北青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