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中央黨部以後，我才逐步了解國民黨機構和公文程序的繁雜以及上下級同行之間微妙複雜的關係。國民黨機關各重要部門都有自己的速記員。中央黨部秘書處機要處的正式速記員只有徐漂萍和我兩人。我們不僅要擔任國民黨中央全會（一般每半年到一年開一次）和中央常務委員會（簡稱“中常會”，一般每兩周開一次，是國民黨最高決策機關）的速記，有時還要擔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國防最高委員會、中央訓練團和蔣介石指定的小範圍高層軍政絕密會議的速記工作。蔣介石是國民黨總裁、軍事委員會和國防最高委員會委員長，後來還是國民政府主席，黨、政、軍大權獨攬，黨、政、軍最高決策層的會議，都由蔣介石主持。按規定，凡是蔣介石主持的會議，至少有兩名速記員在場，以便互相彌補漏記誤記之處。
所有這些會議的速記工作，都由科長徐漂萍和我擔任，有時二人忙不過來，徐漂萍就會叫他的親信（晚輩和學生）居正修幫忙。居正修先在國民黨黨史會，後在國防最高委員會擔任速記員。國防最高委員會開會，也必須二人速記，居正修一人不行，徐漂萍便指定我去協助。如果開國民黨中央全體會議，就由徐漂萍出面，向各部門臨時借調速記員幫忙。當然這都要經過機要處長張壽賢認可。
我在中央黨部秘書處機要處正式上班以後，立即就知道了很多重要的高層機密，這對一個從事秘密情報工作的人來說，就好比地質勘探人員發現了一個正是自己要找的富礦，欣喜萬分。
我首先獲悉的是，國民黨開始籌備召開五屆五中全會，文件草稿中竟然透露出反共的內容。董必武和周恩來幾個月前派遣我打入國民黨中央黨部，真是英明，真是高瞻遠矚！機會抓得太及時了！
而在此時，我的心情卻很複雜。如果不是我親眼所見，親耳所聞，我怎麼也不會相信，在全國人民團結一致共同抗日的大好形勢下，國民黨上層人物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韙，精心策劃假合作、真反共的陰謀。
那時黨組織還沒有為我們指定聯繫人，董必武不讓我們夫妻兩人同時在黨的公開機構露面。我獲得這個情報後，迫不急待地想報告給黨組織。我與明之商量：國民黨籌備的五屆五中全會會議文件的草稿中，我看到有反共內容，應該盡快上報。
明之說：對，應該盡快上報，但是組織上還沒有和我接上關係，通訊處的人都不認識我。現在要報，恐怕只能你去了。
我堅定地說：好！我去。但白天去容易被熟人發現，我晚上去吧。
於是我們決定，當天晚上趁著夜色，由明之護送我到“通訊處”向領導匯報情況。
從我們臨時住的西二街到機房街70號距離不遠，我們出門以後，兩人始終保持一段距離，向機房街走去。如果發現情況，明之就給我發暗號。在“通訊處”附近，明之找了一個隱蔽的地方為我望風。
我趁無人注意，一轉身走進“通訊處”，指名要見董老。工作人員馬上向董必武報告。不一會兒董必武就出來了。董老一邊高興地叫：“小速記”，一邊招呼博古和王明也來聽我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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