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4月12日電／最近，國內不少省市再次上提職工最低工資標準。這本不是什麼新鮮事。一者，近五年來，全國31個省區市最低工資標準一直在上提，年均上提幅度達到12.6%；二來，因為根據國家制定的規劃要求，到“十二五”末期，絕大多數地區最低工資標準必須達到當地從業人員平均工資水平40%以上。
然而，每當政府上提最低工資標準，總有一些在國內名頭非常大的經濟學家出來反對。幾天前，針對上海等地再度調整最低工資，一家主流財經媒體採訪了一位經濟學家，這位經濟學家反應非常激烈，甚至說出了這樣的話，“支持最低工資要麼無知要麼無恥！”
按反對者的說法，工資水平應該由市場決定。政府確定最低工資標準，是對勞動力市場的粗暴干預。因為政府定的標準線高於市場均衡水平，要求企業強制執行，這種情況下，會增加企業勞動力成本。企業將被迫裁減員工，或將投資轉向低工資地區。結果是造成社會失業水平提高。而這部分失去工作的人，原本又是社會最底層的弱勢人群。因此，在他們看來，制定並提高最低工資標準線，既降低經濟效率，又損壞社會公平。
反對者所持有的上述邏輯，符合西方經濟學一度流行的新古典工資理論。這一邏輯與新古典理論其實早就受到挑戰，在包括美國在內的勞工政策實踐中早被拋棄。
先說最低工資標準與經濟效率的關係。經濟學諾獎得主、前世界銀行副行長斯蒂格利茲的一個重要研究成果是“效率工資理論”。剝去其意識形態及學術外表，這一理論實際上說的是：勞動力工資水平不是市場決定的。企業主給勞動者的工資水平，一般高於市場決定的水平。也正因此，勞動力市場始終存在失業者，這部分失業者一方面充當了蓄水池作用，另一方面對在崗勞動者形成了一種心理壓力——好好工作，否則門外等著找工作的就是你。正因此，在崗勞動力的努力水平也會提高，企業微觀效率隨之提高。
更重要的是宏觀效率。按斯蒂格利茲等人的看法，給予在崗勞動者以更高工資，會提高全社會購買力水平，從而增加社會總消費。社會總消費一增加，經濟更加繁榮，企業開工率也隨之增加，將雇傭更多勞動力。這樣，提高工資水平不僅不會提高失業率，反而會使經濟步入依賴消費推動增長的良性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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