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整個“違法阻卻性事由”學說的背後，是“法益衡量說”。就是當不同法益衝突時，法律要優先保護那些更值得保護的法益。比如同樣是生命權，法律應該優先保護正當防衛者的生命權。
而此次記者的臥底，雖然參與了高考舞弊的過程，的確危害了“高考管理秩序”，但這種“危害”相當有限，幾乎沒有受害者，它沒有造成考場混亂，還因及時曝光揭出高考舞弊的黑洞，保障了公眾知情權，也使教育、公安部門及時介入，打擊了舞弊犯罪，也避免了舞弊者被不公地錄取，提升了高考的社會公信，這個法益更大。
當然這並不是說，所有的記者臥底調查都可以作為“正當業務行為”。排除其犯罪性的，不是因其“業務”而是因其“正當”。也即記者的採訪應該是“正當的”，符合行業規範、公益原則，為了公眾知情權等更大的法益，且沒有突破“最小傷害”原則等。而在記者臥底替考事件中，涉事記者的行為從眼下看並無“非正當”之處，對其樹起法律或道德大棒，未免有些想當然。
（來源：《新京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