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網球作為一個奧運項目，對於高舉“奧運戰略”大旗的中國體育來說，又被賦予了“體制內”的身份。這個身份，為中國網球提供了實現騰飛的初始動力，但當中國網球與國際全面接軌的需求越來越強烈時，這個身份又越發成為桎梏。
孫晉芳表示：“現在，省市的網球中心還停留在傳統體制內，還處在‘等、靠、要’的階段，這種傳統模式是制約網球發展的。”
中國網球和國際網球一樣，由家庭、社會培養的運動員越來越多。按照孫晉芳的判斷，中國網球體制內與體制外運動員的比例，很快就會達到各占一半，但體制內運動員與體制外運動員的界限分明，“比如說，體制內的（網球主管部門）給體制外的（運動員）資金，政策上是不允許的，因為這個錢給了私人，在財務上是不合法的。”
還有包括運動員持因公護照還是因私護照的問題，也會對運動員能否在出國參賽時獲得資助產生障礙，種種類似政策上的束縛，在孫晉芳看來，已經不是國家網球運動管理中心這樣一個體育單項主管部門所能解決的，而是需要國家層面對中國體育進行改革的頂層設計。
業界對中國體育進行改革的呼聲由來已久，但一些運動項目卻極力抵制改革，就像推行職業化改革已經十幾年的中國排球，至今仍毫無起色。一些中國奧運優勢項目，如舉重、體操、跳水等，因群眾基礎薄弱，一旦進行全面推向市場的改革，這些項目也很可能陷入生存危機。在孫晉芳看來，“中國的體育究竟應該往何處走，我覺得應該分門別類，不能搞統一的東西。我覺得有些傳統的優勢項目，舉國體制應該保留；有些具備職業化前景的項目，應該逐步給它一些政策，支持改革，而不能為了奧運會死守著。我覺得評價體系應該改變，作為網球來講，在整個中國奧運軍團當中，一枚獎牌微不足道，但可探索一個中國體育未來體制、機制的創新，這個貢獻遠遠超過一枚獎牌。”
因為網球改革一直走在中國體育的前面，孫晉芳也感覺到很多困擾，“中國網球一直走在前面，但在走的過程中也受到很多制約，這些不是我所能左右的，因此，我們有很大的精力都花費在協調政策和關係上了。”
網球的國際化、職業化有目共睹，國外的優秀運動員都是靠個人、家庭和社會的贊助，起步、成長、並取得成功的。國家力量看起來十分巨大，但相對於社會資源這個寶庫而言仍然是有限的，如果說大紅大紫的中國網球現在缺錢，這可能讓人難以想象，但事實卻是如此，“總局一年給我1000多萬元，加上我們經營的2000多萬元，一共就3000多萬元，如果都給李娜那樣的團隊，五六個人就把這錢花完了。而全國還有1萬多專業隊隊員等著用錢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