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8月20日電／里約奧運會體操比賽已於8月17日全部結束，中國體操女隊此行僅獲得一枚團體銅牌，在個人項目上沒有獲得獎牌，為什麼會遭遇如此“慘敗”？是隊員水平下降，與體操強隊差距拉大？還是有其他“難言之隱”？而對於比賽結果有直接影響的裁判究竟扮演了怎樣的角色？
就體操比賽而言，從2011年東京世錦賽開始，體操裁判就已表現出在E分打分上壓制中國隊的趨勢。到今年里約奧運會，這一現象變得愈發明顯，不公正的評判似乎已成為一種習慣。全能決賽商春鬆發揮近乎完美卻錯失獎牌；高低杠預賽範憶琳在擁有全場最高難度並順利完成動作的情況下沒能進入決賽；王妍在跳馬和自由操兩個個人單項上發揮出色卻僅獲第五名，其主要原因在於裁判判給這些中國選手的完成分與她們實際的完成情況並不符合。全能決賽中商春鬆與獲得銅牌的俄羅斯選手穆斯塔芬娜在高低杠上有幾乎相同的完成質量，但穆斯塔芬娜的完成分要比商春鬆高出0.5分；高低杠預賽範憶琳的完成分僅為8.366，這一完成分在所有選手中僅排名第25，而同樣質量的動作帶到女團決賽完成分就超過了8.8；高低杠決賽中，商春鬆很好的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卻只得到8.733的完成分，獲得冠亞軍的俄羅斯和美國選手完成質量與商春鬆相差無幾，其完成分卻超過了9分，就連最後一個出場、動作較商春鬆要粗糙很多的德國選手賽特茲也得到了8.933的完成分。以上事實使體操裁判打分的客觀性和公正性遭到質疑。
裁判偏差其背後原因是什麼？是審美的差異？水平的高低？還是僅僅源於所謂個人的“口味”？如此而言，是不是需要對裁判的構成進行多元化配置，以避免判斷價值的單一化？中國選手的身體條件與歐美選手不同，其動作編排的風格也會有所不同。歐美選手注重力量，而中國選手注重技巧和柔韌，在力量（如彈跳以及空翻的高度遠度）方面較歐美選手則要遜色一些；然而裁判大多都來自歐美，在動作風格和編排方面她們也更傾向於歐美選手。在跳馬和自由操方面，中國選手身材嬌小，動作輕盈，自然沒有能力也不需要像歐美選手那樣做如此高而遠的空翻，但這恰恰是裁判打分的重要標準之一，這個標準對於中國選手來說本身就是不公平的。這也就是為什麼中國選手在空中姿態保持得很好、轉體速度非常快、落地非常正非常穩的情況下完成分依然要落後於歐美選手的原因。在高低杠方面，中國選手擅長轉體，而歐美選手則更注重杠上的空翻，因為她們的肩部柔韌性較差，做不了高難度的轉體，而裁判恰恰在轉體方面的打分更為嚴格，專門針對中國選手的倒立位置進行扣分。由此可見，裁判打分的標準本身對中國選手就是不利的。
另外有兩個問題值得注意。一是裁判對中國選手壓分不是個別現象。根據打分規則，各個裁判獨立對選手的完成情況進行打分，彼此之間是不可以商量的，之後去掉最高分最低分後取平均分，只有在不同裁判對同一套動作打分差距過大時，高級裁判才會出面調解。因此，裁判對於中國選手完成分的壓分是一個普遍現象，即大部分裁判同時打出了與選手實際完成情況不相符的分數。每個裁判都有自己的個人偏好，這可以理解，但那麼多裁判不約而同地對同一批選手壓分就是一個值得思考的現象了。二是選手無力改變現狀，即無法通過任何正規的渠道來維護自己的權益。按規定選手只能對自己的難度分進行申訴。這暗含了兩點，即裁判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和喜好給選手打完成分，以及裁判有可能會為喜歡的選手抬高難度分，即承認其它選手完成的不到位的動作。由此看來，選手在賽場上需要征服的，不只是自己和對手，還要征服裁判。
按照目前的打分系統來看，這種情況無法得到根本扭轉。在過去的一整個奧運周期，僅僅呼籲裁判“客觀公正的打分，對運動員的努力和付出有一個起碼的尊重”收效甚微，國際裁判似乎對這一呼聲充耳不聞。因此，要想營造一個公平的比賽環境，還是要從根本上改變這一打分標準和打分制度，乃至改變裁判來源比例，如重新商定對於某些動作的打分標準、想方設法限制裁判濫用自己的權力、加強外界對於裁判打分的監督機制以及賦予選手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可能性等等。
有些人呼籲中國體操需要主動適應國際潮流、迎合裁判的打分偏好。但我個人認為，讓中國選手去迎合西方潮流既不合理也不現實，因為先天差異擺在那裡，我們不可能獲得歐美選手那樣的身體條件；而且體操本身還是一項藝術，我們應當去保護它的多元化風格，如果各個國家的風格不斷趨同，體操運動本身也會失去很多魅力。
公平公正的原則是奧林匹克精神得以實現的基礎，而對於女子體操運動員來說，這一原則有著更為重要的意義。女子體操運動員的運動壽命較其它項目的運動員來說尤為短暫，她們之中的絕大部分人一生僅有一次參加奧運會的機會，為了這一次綻放她們付出了自己的童年和青春，得不到應有的回報則是對她們的努力最大的辜負。因此希望裁判能夠出於奧林匹克精神和人道主義原則的考慮，公正打分，對運動員的辛勤付出有一個起碼的尊重。
（來源：環球時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