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趣、有用。”在醫師及運動指導師的雙重身份護航下，周晶晶發現，不少患者在完成兩個月的運動干預後還堅持參加鍛煉，這些人除了在專業量表評估上體現進步外，彼此在運動之餘還能保持交流，“每次他們分享運動後的照片上，剛入組和入組有一段時間的患者情緒狀態差別很明顯，後者笑容更多。”這是周晶晶最直觀的感受，但也有一部分患者選擇中途放棄，“對藥物依從性只有50%～60%的患者，運動略好於藥物，但還需要更多的獎勵和反饋機制去增加依從性。”周晶晶提及國外的經驗，“通常運動後會有反饋機制，對患者進行運動干預一段時間後，最好使其形成運動習慣，這才會讓患者受益終身，所以不能只看短期的接受度，得考慮得再長遠些。”
“有固定方案，也需要個性化調整，且針對患者康復到不同階段，需要完成的運動也得變，不可能一勞永逸。”郭建軍表示，探索出適合抑鬱症的運動處方並非難事，難的是要組建經過體育與醫療雙重培訓的運動指導師隊伍，“人才是最大問題，很多人認識不到這個職業的前途。”郭建軍說當前體育醫學的收費問題尚不清晰，一方面導致運動指導師在醫院中面臨薪酬、晉升等問題難以解決的尷尬，也讓醫生缺乏實際利益且得承擔過分風險，“得靠情懷去支撐”；另一方面，也不利於扭轉患者的意識，“很多患者認為我們就是帶大家活動一下而已，為什麼要收費？並不清楚背後嚴密的科學依據。”
郭建軍記得去年辦了運動指導師培訓班，來了100多人，大部分是大學學生，但大家畢業後幾乎沒人從事這個行業，“除非有一天能把它當成有回報的職業。”他表示，未來如果由醫院購買運動指導服務，將會是較好的解決方案，“藥廠生產的是藥片，而我們的藥片就是運動指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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