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政治議題，既是兩岸共同責任的重要政治保障，也是共同責任的重要體現，也是共同責任的重要議題。對此，大陸的態度積極、向上和樂觀，台灣方面顯然消極得多。對於《和平協議》，台灣方面提出了“發展需要、民意支持、議會監督和公投決定”的限制性條件。對於國共兩黨領導人會面，台灣方面不是積極創造條件，而是製造一些新的問題。對於“民共交流”，民進黨方面缺乏放棄“台獨黨綱”的勇氣，成為策略性手段之一，部分社會輿論也是隨之起舞。
對於和平發展這一兩岸共同責任的現實因素和現實要求，台灣方面的牽制和干擾要多一些。如對於兩岸關係發展的速度、進度，有誤解的人不在少數；如對於和平發展成果的認定，對於陸客赴台、實施ECFA和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帶來的經濟效益，有不同意見的人不少；如對於19個協議的積極意義，有一些政黨熱衷於惡搞；有些人無視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良好的國際氛圍，過分強調單方面擴大台灣的國際活動空間；有些人有意擴大兩岸存在的各種差異，製造兩岸的對立。
兩岸對於共同責任的不同認識、不同表現，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階段是允許存在的。和平發展也是兩岸共同責任、對於共同責任的認識不斷深化的過程。更要看到，兩岸不同點的存在，很大程度上也成為兩岸關係前進的動力。
四、民間智庫、學術機構和學者的共同責任
對於兩岸學者來說，既是兩岸關係發展的見證者，也是兩岸關係發展的推動者。30多年來，可以說兩岸學者討論過兩岸關係發展過程中的所有問題，提出很多富有建設性的建議，為和平發展的推進作出過特殊的貢獻。對於兩岸政治對話和協商來說，由於難度和敏感度的存在，帶來了解決問題的難度，因此兩岸都提出兩岸政治對話和協商，可以先由民間智庫進行。因而，探討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中的共同責任問題，探討民間智庫、學術機構和學者的共同責任，更有特殊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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