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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戰後德國反思日本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13-10-15 14:12:58  


 
  回到亞中剛才所說,兩岸在未來向日本提出賠償,應由兩岸共同提出,這點非常重要。過去我們沒有做到這一點,兩岸都要負責。

  第二是官方方面,這部分就不必寄望台灣。你不要寄望馬英九政府、更不用寄望馬的下一任政府,台灣已經逐漸遺忘二戰歷史。橋下徹最近關於慰安婦的言論,馬英九有任何一句抗議的話嗎?台灣民間輿論都已經在批評橋下徹了,馬就是沒有回應。

  我的觀察是,大陸在這個議題上軟硬兼施,慢慢掌握主動權。硬的方面,如大陸派海監船巡邏釣魚台,現在等於是中日共管;軟的方面,包括習近平與奧巴馬這次會議,我認為大陸試圖透過美國間接向日施壓。這點從這一次香格里拉的安全對話中也可以看到。安倍最近姿態也比過去低,日本前內閣官房長官野中廣務日前到大陸訪問,他說首相田中角榮曾親口證實,釣魚台“擱置論”確有其事,顯然是壓力下的作為。但是現任官房長官菅義偉否認。日本官方立場不變,但姿態已放軟,我認為與右翼近日一連串言論讓美國發怒有關。所以針對橋下徹發言,美國國務院批評“肆無忌憚”,美國過去很少講這麼重的話。這與北京有關,絕對不是美國人為慰安婦吐一口氣而已。

  在這個議題上,兩岸從民間帶動,大陸立場硬一點,然後台灣配合。你想要台灣主動,是不可能的,日本沒有把台灣放在眼裡。台灣可以配合大陸的做法,讓整個中國人在此議題上揚眉吐氣。

  陳鵬仁:兩岸要對日本施壓
    大陸要想辦法聯合美國

  我回應剛才張亞中教授提到德國對很多國家的賠償,以及日本對於東南亞各國包括韓國的賠償。當中,有一個比較特別的是,台灣人當日本兵而犧牲,大概有3萬多人,有團體組團到日本提告,都沒有成功。後來用政治的力量,最後一個人賠償2百萬,當時大概600多億日幣,這是日本對台的賠償。第二,提到戰勝國與戰敗國問題,日本很多老一輩的人,到現在為止都不認為是被中國打敗,而是被美國打敗。第三,關於靖國神社,以前昭和天皇還曾去參拜;但供奉東條英機等戰犯後,昭和天皇就沒再去參拜過。

  另外,針對兩岸統一後,是不是與日簽一個整個中日的和約。我想這個觀念是可行的,但是非常困難。我的結論是,將來不管是與日關係、與美關係、與朝鮮關係等等,中國大陸還是應該想辦法聯合美國,美國這個國家雖然霸道,但是大體上還是講道理的。加上國際情勢,包括核子武器的發達,不管是釣魚台問題、歷史問題,中國如果要與日本來談,恐怕只能聯美。兩岸想要坐下來與日本談,也是要看美國臉色。從戰後到現在快70年了,不管哪一個國家的演變都與美國因素有關,要走這條路,聯美是最好的方法。謝謝!

  孫治本:西方不少人瞭解並批判日本二戰罪行
    中國應與這些西方人結盟

  我認為日本最麻煩的問題是,他們會混淆戰爭問題、政治問題與宗教信仰,與其民族主義、祖先崇拜混在一起,有時變成一種堅定的信仰。剛才也提到兩岸對於日本的批評太過薄弱,我自己的感覺是,我偶爾會讀到西方人對二次世界大戰的看法,事實上他們對日本的做法持強烈批判心態,而且很多西方人認定南京大屠殺是真實的歷史。西方一些在二次世界大戰參加過對日作戰的軍人,他們對日本的仇恨還是相當強烈:多年前日本天皇夫婦訪問荷蘭,他們到一處荷蘭陣亡將士紀念碑獻花,他們離開後一些荷蘭老兵當場把花圈拆除扔掉。我認為,我們應該與這些瞭解日本在二次大戰罪行的西方人,建立結盟關係。因為很多西方人,對於日本在二次大戰的作為強烈批判,這樣的人為數不少。

  另外,針對張老師主張兩岸與日本重新訂一個最終解決的和約,我很贊同。我認為,將來重新簽署新和約時,我們應強調《波茨坦宣言》精神。二次大戰後,德國與奧地利,在社會、政治、經濟各個層面上的徹底轉變,完全消除希特勒國家社會主義黨的影響,他們的根據就是《波茨坦宣言》。張老師強調戰勝國與戰敗國地位的問題,我們想要堅持這些問題,追本溯源就是回到《波茨坦宣言》精神,這是很重要的方法。未來,兩岸要尋求最終解決之道,就是回到《波茨坦宣言》精神上。

  何思慎:兩岸學界應大膽深入地談中日歷史問題
    不能讓日本主導和扭曲社會認識與言論

  剛才亞中兄提到,將來兩岸是不是還有機會與日本簽訂一個新的條約,重新處理日本戰後對中國的賠償問題。因為我研究中日關係,1972年日本與大陸談判建交時,就碰觸到此問題。當時周恩來讓步了,因為身體因素與時間賽跑,非常想要打通中國通往西方的道路,所以他在對日關係的談判上,做了一些重要決定。

  日本學者在研究這問題時,常常認為談判成功,戰敗國幾乎讓戰勝國吞下所有的條件。其中,大陸本來要求日本在1952年與中華民國簽訂的和約至此無效;但是日本不同意,它認為1952年蔣介石是代表中國政府在有關國家主權的問題上,包括領土與賠償問題上都已經做了處理。

  所以,日本認定戰後已無對中國戰爭的賠償問題。即使周恩來對日本政府說,你放心,毛主席絕對比蔣介石寬大;意思是中共也不會要日本賠,目的只是要日本否定1952年的《中日和約》,當時日本說連談都不用談,中國已經不存在這樣的權利了。因為蔣介石已經放棄了賠償權,而且是蔣代表中國政府做出的國家主權行為,意即北京只能繼承。北京當時在此問題上,也已經吞下去了。

  未來不知道兩岸是否有這樣的機會,再讓日本重新回到求償的談判桌上。我認為,依日本性格,難度頗高。而且,將來哪怕是兩岸統一之後的中國政府再提,日本一定用國際法上的禁反原則,因為大陸在1972年時提出同樣的要求,日本當時不答應,中日也建交了。日本到時候一定提禁反原則,要是再次提出,可能會遇到相當的困難。

  從現實外交上來看,日本1979年提供給中國大陸的經濟援助,雖然日不認為是戰爭賠償,但是大陸把此理解為戰爭賠償,所以大陸並不感謝日本提供的日元借款與無償援助。在1979年之後,日本大概對大陸提供超過3兆日圓的官方開發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簡稱ODA)。所以在中日關係中,大陸理解ODA帶有賠償意味;但我並不認為日本同意大陸的這樣理解。換句話說,日本明明欠人家的,但是卻反過來說,這是我加恩於你。形塑出中國拿日手短,就應吃人嘴軟。我也認為,很多問題應該學術界談得更清楚,不能讓日本主導這樣的社會認識與言論。

  美國應給日本劃一條紅線
  讓日本不要錯估形勢

  針對日本的右傾化,其實在這一兩年間,從很多端倪可以看出此情形,我在去年就提出要對日本右派嚴加看管,現在安倍則是變本加厲。要讓日本回頭,美國的壓力是一個方法;美國最近講了很多話,包括前駐日大使希佛(J.Thomas Schieffer)也勸戒日本,美國輿論也在正告日本。換言之,我認為美國政府應該要給日本政府劃一條紅線。因為一個右傾化的日本,可能比一個崛起中的中國,對美國來說更加麻煩。從預防外交的角度來看,美國應為日本劃條紅線,最符合美國現實的外交利益。美不應該讓日錯估形勢,以為凡事都有人在背後撐腰。

  之前橋下徹對於慰安婦的發言,包括駐日美軍應該好好利用駐地附近的特種行業,這樣的言論為美日關係帶來麻煩,讓他成為過街老鼠。而且橋下徹的民調攔腰折斷,但這不代表日本社會對右翼思想的反省。橋下徹民調暴跌的原因,是因為激怒了日本婦女。我觀察到的是,要日本政客收斂,就是當他的民調下跌時。因此,如果在安倍說出這些言論,還持續給安倍70%的支持率,安倍就會一直往前衝,不會就此收手。只有安倍的民調往下掉,日人以此告訴安倍不歡迎這樣的言論,日本右翼氣焰才有可能歇手。

  最後,除了連結歐洲、聯合美國之外,日本國內也還有一批有良心的人,例如文壇中的大江健三郎,他是另一種史觀,亦因《沖繩手札》(沖繩ノート)遭二戰遺族控告誹謗,在他堅持下,經多年纏訟,終在2011年4月為沖繩人打贏這場官司。所以我們也不要忘記,在日本國內還有一批人,不同意右派觀點。我們應該要讓這些人有發言位置、發聲管道,共同導正視聽。日本政客只在意日人對他們言論的態度,只有日人可以嚇阻他們而已。謝謝!

  張嘉中:期待中國在對日政策上
    有一定的拿捏與新作為

  未來對日本的政策可以粗分為“文”與“武”兩個方面,“文”、“武”交互運用。在“文”的部分,兩岸必須與日本有一次最終條約的談判;由於日本這個國家崇拜強者,從來不會尊重弱者,因此在“武”的方面,目前可以與日本武力對抗的只有中國,絕對不是台灣。不得不承認的事實,台灣的政府或軍隊,不論主觀或客觀,沒有一丁點的意願或實力與日本較量。

  既然中國有這個權力與實力,我們寄望北京政府對日政策,有一定的拿捏與新的大膽作為,才能使日本徹底反省,知難而退。中國要以懲罰性的作為從經濟、外交及軍事上對日本的惡質行為進行最大程度的懲罰;甚者,在日本違反開羅宣言的前提下,從新對日本進行戰爭賠償的要求;對待日本,必須認知日本武士道的本質,中國不可能以一個被視為非戰勝者的身份要求日本順從,只有以勝者的地位(不論是經濟還是軍事)才能要求日本順從,日本才會心悅誠服的甘做下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日的關係可做類比。

  按照日本的“勝、敗”或“主人、奴僕”的邏輯思維,目前階段想要從談判中解決中日之間的問題,可能性極低,低到幾乎是零。我認為中國如果能大膽的運用策略,誘使日本在中、日某事件衝突中使用武力,再把小戰場轉換到日本本土或某一處有指標作用的大戰場,徹底分出所謂武士決鬥後的勝敗,中日之間才能維持長期的和平。

  日本內部制衡極右力量有限
  但仍要積極與其有效的合作

  關於日本的右翼,以目前的情形來看,其發展勢頭似乎無法期待其自動停止。一些所謂的知日人士,仍對日本內部的平衡機制有所期待,他們樂觀的認為日本國內尚有一批仁人志士,是從正面及健康的角度看待日本對外關係與政治發展。但是我們不能忘了,在遭受兩顆原子彈毀滅性的教訓後,日本仍未痛改前非,去除業障擁抱和平;不能忘記,在明治時期,也有一批我們所謂的仁人志士曾對日本向外軍事擴張有不同的觀點,事實證明他們微弱的聲音在日本社會、在強調群體意志的日本社會,不可能有任何作為;因此,我們不能對他們有任何主觀上的期待。武士道精神說穿了就是強者有理的精神,918事變之前,日本軍部影響政治人物的各種行為方式,社會右翼分子對反對者的殺害,歷歷在目。歷史已經非常明確的呈現,軍國主義分子有絕大的氣焰與手段,敢去做叫反對者閉嘴的極端行為。所以想要寄望日本國內微弱的聲音去改變日本政府的作為,其可能性也幾近於零。不論如何,解決中、日爭端,是一條狹窄崎嶇的道路,在嘗試過和平解決都行不通時,戰爭也是一條無可奈何但又必須要走的路。中日問題的源頭在日本,在日本深層的“主、從”文化結構中,如不能以其文化的手段讓其徹底的伏首稱臣,日本是不可能進行文化自戕,自動歸順到中國的文化圈內與中國和平相處。

  陳鵬仁:幾點補充。

  剛才提到謝罪與“お詫び”,這是用詞的問題,我稍微做補充說明。“お詫び”如同我們所說的遺憾,有道歉的意思,但是不那麼強烈。日本政治上的傳統,他們常用“遺憾”,就是表示歉意,稍為緩和一點。1979年田中角榮到北京,對日本過去種種侵略行為表示遺憾,這個“お詫び”很難翻譯,當翻成遺憾時,大陸強烈反應。謝罪的話就是正面的道歉,若有謝罪可以用,就不應該用遺憾表達。

  另外,日本確實有一批人很有良心,如大江健三郎,持中間偏左的立場。但以日本人口來說,還是屬於少數,將來我們可以往這個方向努力,但是可能性不是很大。因為你講了沒有用,日本人也不會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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