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宜粲：韓國公共外交的發展方向
自20世紀60年代中期美國前外交官艾德蒙·古里安（Edmund Gullion）提出公共外交概念以來，公共外交一直是冷戰時期美國向國際社會有效宣傳對抗蘇聯政策和意識形態工具的一種方式。從概念上講，公共外交是與傳統外交不同的一種外交活動。公共外交是指通過國家間和國際間的交流，建立對本國歷史、傳統、文化、藝術、價值、政策、願景的共鳴，從而促進外交關係，提高在國際社會的影響力的外交活動。
冷戰結束前，韓國的公共外交因意識形態的矛盾而受到限制，其作用也僅限於提高韓國國際地位的體育或文化知識外交。此後，公共外交從2010年開始正式被國民所熟知，並於2016年實施了政府主導的公共外交戰略，制定了《公共外交法》。此外，文在寅政府上臺後，韓國在2018年設立了國家外交中心，為應對各種各樣的問題，韓國的公共外交項目不斷增加。因此，韓國的公共外交正在為這個中等力量國家在國際社會上起到一個核心作用，通過代表性的韓國流行音樂（K-POP）和韓劇可以創造文化外交的價值和規範。
如上所述，韓國的公共外交比其他主要發達國家發展得更快，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隨著民主化和工業化的成功，韓國的國際地位和能力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得到了提高，韓國政府非常願意在國際社會傳播這些資訊。第二，隨著韓流的影響力迅速擴大，利用韓流的公共外交也在不斷推進。第三，公共外交在歷史和領土紛爭尚未得到解決的東北亞關係中，成為向國際社會傳達我國立場的關鍵因素。
通過這一發展過程，韓國的公共外交具有以下特點。首先，以韓流為基礎的文化外交奠定了韓國公共外交的基礎。文化外交雖然祇是公共外交的一部分，但在韓國，文化外交在韓國公共外交的整體方向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第二，在韓國的公共外交中，知識外交與文化外交一樣，都是體現實力的部分。知識外交是將知識作為資產發揮軟實力的外交手段，而韓國是知識資產領域具有巨大潛力的國家。韓國在公共外交和軟實力方面也取得了成功，知識共享計畫(KSP)和發展經驗交流計畫(DEEP)就是代表性的例子。第三，韓國公共外交具有參與性、合作性的特點。參與公共外交是作為公共外交的主體吸引國民參與的形式，合作公共外交是指與國民合作，與外國政府或機關共同運營項目。與其他國家相比，韓國從一開始就實施了這種參與合作模式，其中最主要的例子就是國家外交中心。
雖然韓國外交與其他國家相比發展迅速，但韓國的公共外交存在兩個主要問題。首先，在過去的30年裡，韓國在公共外交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韓國的公共外交卻以國家為中心，有可能導致封閉的民族主義。考慮到韓國在國際社會的地位和能力逐漸提高的情況，這種以國家為中心的公共外交有可能助長過分的民族主義情緒，從而引起其他國家和國民的反感。其次，韓國公共外交的問題是，每次政府改變，韓國外交政策的方向就會改變，缺乏連貫性和長期性。韓國政府在對外政策領域很難獲得長期的信任。
要想克服這些問題，首先要擺脫以國家為中心的公共外交，通過與其他國家的溝通，實現相互理解和分享。在處理與其他國家的關係時，有必要參考德國和挪威的事例。這兩個國家長期以來一直宣導規範的價值觀，並以此為基礎實施政策。特別是，考慮到在美中矛盾中，韓國應該獨立確立自己的立場的國際政治現實，在國際社會中構建韓國自己的中間價值和規範是非常重要的。第二，為了維持韓國外交政策和公共外交的一貫性和長期性，即使政府更迭，也要達成最小限度的國內協定。另外，在進行公共外交的過程中，應該提供公共討論的場所，鼓勵國家和地方自治團體、企業、媒體、市民社會等各種團體來確定韓國公共外交的方向。最後，考慮到數字技術在國際社會的重要性，有必要利用韓國的外交資產——數字技術，加強數字公共外交。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韓國是世界上唯一一個在短時間內實現民主主義和經濟增長的國家。韓國在國際社會中的作用將逐漸增強，韓國公共外交的最終目標是，通過公共外交傳播韓國的價值觀和規範，形成全球共同利益的良性循環。為此，有必要加強與志同道合的國家的合作。
高昇華：朝鮮領導人特點與行為模式
在過去70年的分裂中，朝鮮半島處於停火緊張狀態。南北關係經歷了多次起起落落，在起起落落期間發生了無數的武裝挑釁，而這些挑釁大多是由朝鮮發起的。學者和專家們提出了各種解釋北韓挑釁的理由。究其原因，通常是外部環境，即朝鮮與美國、韓國、中國等國的關係，以及內部因素，如加強精英階層的團結，或平息民眾對安全緊張局勢的不滿。然而，以往沒有多少研究試圖從個人層面探討這一問題，將領導人的個性與朝鮮的做法聯繫起來。在這個意義上，我從領導者各自的特徵出發，對其行為模式的解讀進行了謹慎的嘗試。這種方法之所以可行，是因為，一，朝鮮的政策制定過程很大程度上受到領導人的影響。二，外部和內部環境可能會改變，但性格很少改變。
金日成：無畏的遊擊隊員
在金日成建立自己的帝國之前，他的職業是戰士。他打過抗日戰爭，曾在蘇聯紅軍服過役。據說，他大膽的決斷模式來自於這一時期的經歷。他對斯大林的肅清政治印象深刻。他還被描述為一個非常熱情、自信和獨立的人，這後來也符合他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特徵，並發展成為“主體”。在此期間，朝鮮進行了數百次的即興對抗和滲透。在他的領導下，朝鮮的伏擊是直接而充滿信心的。邊境的士兵也制定了許多遊擊戰術。隨著韓國經濟增長速度追上北韓，金日成的自信心似乎開始下降，而且出現頻率也明顯下降。相反，他開始升級挑釁級別，比如劫持搭載無辜平民的韓國飛機。這可以解釋為，在自尊心受到傷害的情況下，他試圖將問題擴大到國際層面。
金正日：風險規避者
金正日從小就失去了母親，在被尊為神的父親的庇護下長大，作為下一代的指定領導人，他承受著巨大的壓力，形成了善於規避風險的性格和能力。當我們觀察金正日時代朝鮮的行為模式時，直接碰撞急劇減少，自發行動受到了限制，但挑釁水準是高的。朝鮮還進行了核試驗、天安艦沉沒等大規模挑釁。但是，從他的性格來看，他似乎一直生活在父親的陰影下，有著想要成為焦點的複雜願望。
金正恩：善於利用媒體
金正恩上臺時，世界曾期待他年輕的思想和來自國外的經歷可能會改變這個國家。與前幾代人不同，他似乎知道如何利用媒體的力量來喚起人們的感情。比如，第一夫人的陪同在朝鮮歷史上是罕見的，但李雪主正式陪同金正恩，對外展現出了友好。此外，他還親自到普通市民的家裏視察人們的生活，這是令人驚訝的新鮮表現。很多專家從他在自由主義國家接受的教育和早年的經歷中，找到了他史無前例的表現的誘因。總而言之，他喜歡吸引注意力，而且絕對知道怎麼做。另一方面，金正恩被分析為競爭意識強、雄心勃勃的人。然而，研究表明，他可能看起來勇敢而強大，但實際上是害怕未來會發生的事情。
綜上所述，三位領導者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他們都是自戀者。他們在“王國”中長大，整個國家都崇拜他們的血統。然而，根據他們的成長背景和自然特徵，自戀表現出不同的形式。
似乎因為領導人個性的不同，北韓的行為模式也發生了變化。例如,金日成的信心十足，金正日偏好使用間接行動，金正恩則在負責和處理國際事務上表現出的決絕。
這並不是說，外交政策無條件地反映出領導人的特點。國際環境和國內政治肯定是主要原因，但我認為，理解領導人的性格可能會提高對朝鮮行為的解讀和預測的準確性。
閔銳：韓國和日本對中國威脅認知比較
冷戰結束後的東亞盟友關係可以用威脅均衡論來進行解釋。韓國和日本是美國在東亞平衡地區力量的重要盟友。隨著美國加大對中國崛起的牽制，美國在不斷強化和韓國與日本的關係。
威脅均衡論強調國家所要平衡的不是權力，而是威脅。在威脅均衡論提出的四個變數（綜合國力，地理毗鄰性，進攻能力，進攻意圖）上評估韓國和日本對中國的威脅認知，比較可以發現：在綜合國力（人口，GDP,國家實力綜合指數CINC）上，中韓國力差大於中日國力差;在地理毗鄰性上，韓國相對日本和中國更近；在進攻能力上，基於韓美同盟和美日同盟的防務要求，以及全球火力指數Global Firepower排名，韓國和日本幾乎處於同一水平；在進攻意圖上，中日存在“釣魚島”主權爭端，而中韓之間同樣存在“蘇岩礁”等海洋經濟專屬區的分歧。各國在該類問題上分別設定“防空識別區”。由此可見，韓國的威脅認知應該至少達到日本的認知程度。但是現實狀況並非如此。
2021年3月美國分別與日本和韓國進行2+2對話。比較會談後“美日聯合聲明”和韓國外長的回應可以發現，日本積極應對美國的對華政策，而韓國“不選邊”的政策搖擺於中美之間。傳統威脅均衡論可以解釋同盟形成的結果，但是無法解釋威脅認知的程度。筆者認為這是因為冷戰結束後，理論中的變數屬性發生了變化。韓國和日本對華認知的差異存在於兩個變數：對華貿易依存度上韓國高於日本，對華區域戰略競爭上日本高於韓國。
“貿易和平論”認為貿易可以有效地減緩國家間的衝突。冷戰結束後，自由貿易成為國家促進經濟增長的主要方式。地理位置相鄰的貿易國家間減少了傳統地緣政治引發的威脅認知。這使得“地理毗鄰性”成為影響兩國威脅認知的積極變數。首先，日本經濟對貿易的依存程度低於韓國。IMF資料統計1992年—2020年近30年間，韓國總貿易額占GDP的平均值高達60.4%，而日本僅為22.6%。同時，貿易間相互依賴的程度隨著時間的推移，“非對稱性依賴”成為中韓之間貿易關係的主要形態。根據貿易依存度公式（雙邊貿易額/GDP×100%）結合IMF資料統計1992年—2020年近30年間，韓國的對華貿易依賴程度遠高於日本。截止到2020年韓國對華貿易依存度為15%，日本為6%。這導致韓國在經濟安全利益上比日本更加需要與中國的合作。
其次，隨著冷戰的結束，“進攻意圖”的含義同樣發生了變化。意識形態作為主要衝突來源的因素消失了。隨之而來的是國家間的影響力與領導力競爭。這既反映在全球層面，也反映在區域層面。一個崛起國的實力增加，使得區域內的權力結構發生變化。同時促使其擴大在政治、經濟、安全等多方面領域內的影響力。這衝擊了原有影響力的國家在該範圍內的領導力。存在這類情況的國家間，威脅認知程度會急速上升。中日矛盾就屬於這類問題的範疇。上世紀70、80年代，作為經濟發達國家的日本開始逐步向東亞地區進行直接投資。“雁行發展模式”成為日本領導東亞經濟發展的主要模式。同時，日本不斷加大對東盟的影響力。2010年中國GDP超越日本。隨之而來的是中國通過投資，金融，基礎設施建設等方式不斷擴大其在東亞地區的影響力。這種影響力上的競爭導致中日在釣魚島上的爭端持續升溫。中國的“一帶一路”與日本宣導的“印太戰略”形成戰略上的對比。
隨著中國的不斷崛起，中韓在經濟上的合作不斷深化，而中日在區域領導力上的戰略競爭持續加劇。這使得“威脅認知”在中韓之間相對減緩，在中日之間逐步加大。尤其在新冠疫情歷經兩年後，中國在疫情防控上取得的成果使得經濟得以快速恢復。其後，韓國將可能更加依賴中國穩定的市場來恢復經濟，而日本則將面臨中國持續增速的國力而帶來的戰略壓力。
根據以上的分析，本文對今後中韓關係發展的建議為：加大以經濟為基礎帶來的社會人文交流。本文僅在比較韓日對華威脅認知的程度差異，並非認為韓國對華沒有威脅認知。韓國在新聞輿論方面對中國的認知模式仍具有“非客觀性”。
同時，韓國在“薩德問題”上已經逐漸認識到貿易上的“非對稱依賴”所帶來的壓力。隨之提出的“新南方政策”在試圖平衡對中國的貿易依賴。中國需加大經濟上的影響力。RCEP將東南亞與中日韓囊括在內是一個很好的實踐。在對中日關係上，中國需要時間讓日本適應中國的崛起，接受東亞區域內的權力結構變化。這並非易事。中國現今的實力造成了區域（中日）以及全球（中美）兩個層面的權力結構變化。這使得美日在對華政策上高度保持一致。因此，可以採取拆分問題的方式進行緩解威脅認知程度。在中日雙方都沒有影響力和領導力的領域展開合作，逐步推進。2022年是中韓建交30周年，也是中日建交50周年。應以此為契機展開相應的合作發展，穩定關係。
郭至君：台海局勢現狀與中韓合作
近一段時間以來，兩岸關係緊張加劇，台灣民進黨當局不斷在“台獨”分裂的路線上挑釁大陸，美台不斷勾連做各種小動作，中國大陸官方也接二連三放出震懾信號，導致東亞地區彌漫著一種緊張不安的氣氛。前段時間，因為一些媒體的炒作和“帶風向”，我們發現，整個東亞地區的社會輿論出現了不少關於台海戰事的聯想，甚至，我還收到了多個韓國友人擔心的提問：台海不會真的發生戰爭吧？在回答他們的時候，我也認真思考了這個問題，認為在目前中美競合的大背景、大變局之下，有三個問題是維護東亞安全需要高度關注的。
首先，目前台海局勢的危險程度有多高？我認為，目前，“台獨”勢力對中國大陸存在嚴重誤判，若其主動挑起戰爭則將萬劫不復。
近期以來，台灣民進黨當局不斷加速進行“謀獨”挑釁，不斷公開與美國勾連關係，既挑釁大陸，操弄政情，又為自己壯膽。可以說，蔡英文當局已經點燃了兩岸戰爭的導火索，成了發起兩岸戰爭的主動方，這是民進黨當局無視大陸方面的克制與包容，做出的極為錯誤且危險的判斷。現在我們需要確認的是，這根導火索有多長？要燃燒多久？是否可以在千鈞一髮之際不被點燃？我們非常清楚，中國大陸方面在台灣問題上絕對不可能退讓，因為這事關中國領導人維護國家和民族尊嚴和國家利益的誠信與決心。習近平主席在紀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會上曾清楚表示，凡是數典忘祖、背叛祖國、分裂國家的人，從來沒有好下場，必將遭到人民的唾棄和歷史的審判。因此，我必須講，兩岸之間的鋼絲高有萬丈，一旦失足必然粉身碎骨，在這裡也想奉勸“台獨”政客們，不要總在鋼絲上玩花招，否則，有朝一日必然會失足跌落，引發嚴重後果。
第二，外部勢力插手台海，結果如何？我認為，兩岸事務是中國內政，若他國同美國一樣頻頻插手，必是當風秉燭，十分危險。
台灣問題不僅事關中美全局，也是東亞地區是否可以持續和平穩定的關鍵性因素。但可惜的是，今時今日，不僅美國越發高調地玩弄台灣這顆棋子，與中國大陸“激烈競爭”，日本企圖插手台灣問題的動作也已逐漸清晰，甚至韓國在今年也多次罕見地提到台海局勢。對此，一方面，我理解韓方的表態，另一方面，我擔憂韓方一些對華鷹派政客無法很好地推動中韓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和韓美同盟關係協調發展。目前，美國說一套做一套的方式對中國已然行不通，聽其言更要觀其行，因此，我亦想勸告對台灣問題有著不切實際想法的他國政客，要掂量一下其自身安危，不要支持“台獨”，更不要被“台獨”勢力裹挾住，不要給自己的國家帶來災難。
第三，若台海有戰，會如何？我認為，各國必須竭盡全力防止失控狀態，否則，東亞乃至世界人民將自食苦果。
中國知名國際關係學者朱鋒日前指出，台灣問題是會令中美關係全面崩潰的指數級爆炸點，如果雙方因台灣而軍事攤牌，兩國關係40年發展成果將毀於一旦。對此我以為，不僅中美關係會全面崩潰，若真正引爆此“火藥桶”，整個世界都將變樣。雖然生活在當下的人們完全體會不到戰爭的苦痛，但我們絕不應該忘記歷史，反而更要時時刻刻牢記我們所處的和平年代有多麼地來之不易，要堅持戰略定力，切不可自毀和平與發展前程。要知道，一旦發生戰爭，不止台灣、不止兩岸，中美兩國、整個東亞，都無法躲過戰爭的烈火，這絕對不是熱愛和平的中華民族的主動選擇。
為此，我也想站在青年學者與媒體人的視角，為中韓關係提三點建議：
第一、中韓應該互相幫助，支持彼此的國家統一。
中韓兩國都深知且飽受國家分裂的苦楚，因此在國家領土統一問題上，我們兩個國家更加應該互相幫助，支持彼此。今年9月，韓國總統文在寅在聯合國大會演講中重提《終戰宣言》這一話題，我認為，若《終戰宣言》最終發表，則意義十分重大，它不僅是朝鮮半島邁向和平與無核化的第一步，也是半島和平機制建設的第一步，更是在動盪不安的世界中一個強有力的和平象徵。對此，作為半島事務重要一方和《朝鮮停戰協定》締約方，中國應該支持《終戰宣言》的擬定、發表，韓方也應該積極與中方就推進相關事宜保持溝通，發揮建設性作用。
第二、韓國對於“台獨”的危害，必須保持高度警惕，不要被美國的對台政策所誤導。
剛才已經講過，若外國勢力插手台海局勢，則十分危險，因此我認為，韓方必須清楚地認知這種不可干預性，不追隨美國和台灣一些別有用心的政客，在中國不可侵犯的核心利益上進行政治操弄。我們都知道，在台灣問題上不斷玩火的美國就是希望“以台遏華”，但這個世界的大規律不應該是彼此零和博弈，而是彼此良性競合。希望韓國在這方面始終擁有戰略定力，在韓美一些安保會議的共同聲明的措辭上小心謹慎，不去干涉中國的核心利益，在韓美同盟和中韓戰略合作夥伴關係之間找到平衡點。
第三、中韓雙方都不應傷害彼此兩國人民求和平、求統一的感情。
無論是兩岸人民還是韓朝人民，彼此都是血濃於水的同胞。改善關係，實現和解，最終實現自主和平統一是中國和韓國都有的多年的願景。但現在我們兩國的一些輿論氣氛和民粹主義嚴重影響了對彼此的客觀認知，並在不斷消耗、傷害著中韓人民求和平、求統一的感情。作為媒體人，我認為專業主義和理性冷靜是必備技能，我也在此呼籲中韓兩國媒體在報導彼此時應實事求是，不去煽動民粹以減少雙方的誤解、誤判，切不可讓流言蜚語損害中韓友誼。
中韓是永遠的鄰居，有著無限廣闊的合作前景。2022年是中韓建交30周年，在此百年未見之大變局下，我們兩國更應該在維護東亞安全乃至世界和平上做更多的努力，以實際行動展示國家間合作以共護和平的可貴性與可行性。
郭至君：總結
近兩年，國際格局變化迅速，中韓兩國無疑都在調整、適應當中。今天我們論壇的主題是“中美戰略競爭期的中韓關係與東北亞安全”，可以確定的是，中美“競合”狀態將持續化、常態化。在此大背景下，中韓關係勢必會有所變化，但是，是變得更緊密而不是更疏離。2022年是中韓建交30周年，歷史證明，良好的中韓關係才能符合歷史和時代大勢，中評社作為反戰、反民粹、護和平的媒體，會為中韓兩國人民的世代友好繼續努力。再次感謝黃教授和韓國外國語大學長期以來的信任與支持，感謝今日參會的中韓專家學者和青年朋友們，我們克服了因為新冠疫情產生的地理上的障礙，在雲端齊聚，舉辦了精彩的思想盛宴，十分難得也十分重要。最後，希望各位可以一如既往地支持中評，期待我們來年儘快再見！謝謝大家！
黃載皓：總結
今天的會議有很大的意義。第一，我們確認了韓、中兩國的核心利益。第二，我們確認了彼此兩機構的友好情誼。第三，我們確認這類型的交流平臺必不可少。時間雖然很短，但我們通過這樣的溝通確認了雙方的意思。我們今天的會議不止包括兩國的專家學者，還包括兩國年輕人的意志和想法，十分重要。當然，沒有孫志鳳老師的翻譯，我們今天的會議也不能成功舉辦。期望貴我兩機構能有更進一步的深入交流，讓我們以熱烈的掌聲結束今天的會議，謝謝大家！
評論員簡介
黃載皓：韓國外國語大學國際學系教授，全球戰略合作研究院院長，現任韓國總統政策與規劃委員會（Presidential Committee on Policy and Planning）成員。獲得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國際關係博士學位，並在韓國國防分析研究所（Korea Institute for Defense Analyses）的安全與戰略中心（Center for Security and Strategy）擔任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的安全和外交政策，以及東北亞的政治和安全問題。
宋和燮：韓國釜山人。1986 年韓國首爾大學外交學研究生畢業，隨後在韓國國防研究院安全戰略研究中心國際戰略研究室工作。主要研究日本的國防政策、美日安保關係、韓日和韓美日安全合作等問題。1994年開始在東京大學學習，對日本社會有深刻的瞭解，結交廣泛。
朴晶載：韓國全球戰略合作研究院研究員，21世紀安全研究所責任研究員，韓國外國語大學全球安全合作中心高級研究員。1987年海軍學院畢業後，2016年升任海軍中校，先後擔任巡邏艇艦長、掃雷艇指揮官、輕型護衛艦艦長、第2艦隊司令部計畫參謀處處長、聯合參謀部戰略計畫部戰略協商負責人、韓國國防部首爾防務對話總負責人。研究領域包括朝鮮半島安全、東北亞海洋安全、中國南海爭端等，近期在做鐳射武器研究。獲得韓國國防大學碩士學位、韓國國民大學政治學博士學位。
李韓耳：韓國西江大學政治系BK21 Plus項目的研究教授。獲得澳大利亞悉尼大學國際關係系博士學位，研究韓美同盟的軍事效力。在博士學位期間參與了多項研究項目，並於2013-2014年在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全球衝突與合作研究所(美國)擔任研究員。2010年至2011年，在韓國外交部擔任研究分析師，專門研究東北亞政治事務。目前的研究興趣包括軍民關係、聯盟有效性、核科學家網絡、東北亞國家間的雙邊關係和核不擴散。
李東奎：韓國峨山政策研究院副研究員，韓國外國語大學東北亞外交通商專業的兼職教授。獲得韓國外國語大學學士和碩士學位、中國清華大學政治學博士學位。此前，曾於2015年至2020年在韓國外國語大學全球安全合作中心擔任研究員。研究方向是中國政治和外交政策、韓中關係、東北亞安全。最近發表的文章有“新冠肺炎疫情後的‘一帶一路’倡議：擴大醫療和數字絲綢之路的意義”、 “從中國共產黨的意識形態策略看習近平思想”、“冷戰時期的韓中關係：1972-1992”、“改革開放後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等。
王鍵：中國社會科學院首席研究員、中評智庫基金會高級研究員，兼任中國日本史學會常務理事、中國中日關係史學會常務理事、中華日本學會理事、復旦大學台灣研究中心兼職教授、廈門大學台灣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委員。南開大學日本研究院碩士（日本經濟史）、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史研究所博士（日本經濟史）、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台灣經濟史）。主要研究方向為日本史、台灣史與東亞區域關係史。
牛林傑：山東大學中日韓合作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領域是韓國近現代文學和中韓人文交流，研究專長為中韓文學比較研究、東亞抗日文學比較研究等。出版學術著作、譯著4部，主編韓國語教材12部（冊），主編《韓國藍皮書》、《中韓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系列叢書18部。
李家成：遼寧大學國際經濟政治學院國際政治系副教授、碩士生導師，吉林大學行政學院國際政治專業法學博士，兼任中國亞洲太平洋學會東北研究會副秘書長、中華美國學會理事、全國高校國際政治研究會理事、中國朝鮮史研究會理事、察哈爾學會研究員，在朝鮮半島問題為核心的東北亞國際關係領域做出了一定的學術貢獻。發表CSSCI文章9篇、其他學術論文50餘篇，時事評論100餘篇，主持完成國家社科基金項目1個、在研國家社科基金項目1個、省級項目4個、校級項目2個。
申宜粲：韓國外國語大學國際地區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主修歐盟研究。主要研究方向為歐洲一體化、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歐盟與亞洲關係。目前在全球戰略合作研究院(IGCS)擔任助理研究員，在韓國外國語大學歐盟研究所擔任研究員。最近的著作包括《歐盟移民和庇護政策的制度強化:歐洲強化和規範力量之間的困境》(2020年12月)、《歐盟氣候變化政策的制度發展及其擴展:從ETS到歐洲綠色協議》(2021年8月，合著)、《韓國外國語大學歐洲研究的研究和教育機構和活動：韓國外國語大學的案例》(2021年11月，合著)等。
高昇華：韓國外國語大學國際地區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在聯合國授權的和平大學主修國際和平研究和可持續發展。目前是全球戰略合作研究院(IGSC)的助理研究員。在此之前，曾在國際戰略研究所(IISS)為2018年香格里拉對話工作。研究領域主要是朝鮮，並延伸到東北亞。
閔銳：本、碩、博就讀於韓國外國語大學政治外交系，專業為國際政治學。韓國外國語大學全球安全合作中心助理研究員，韓國全球戰略合作研究院助理研究員。研究方向為：東亞安全，朝鮮半島政治經濟，威脅認知。
束沐：現任中評智庫基金會研究員，中評社研究部主任。南京大學法學學士，台灣大學碩士。
金裕超：現任中評智庫基金會研究員，中評社輿情分析部主任。西南政法大學經濟法學院法學學士，香港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文學碩士。
郭至君：現任中評智庫基金會研究員，中評社國際部主任。香港浸會大學國際新聞文學碩士，英國布里斯托大學國際關係理學碩士，曾任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助理研究員一職。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