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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岸中國人應從甲午戰爭和乙未割台中吸取教訓，獲得啟示。 |
中評社╱題：乙未割台的殤思及對兩岸的啟示 作者：楊勝雲（北京），本刊特約撰述
1895年4月17日，在甲午戰爭中獲勝的日本侵略者逼迫清政府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割佔垂涎已久的台灣，勒索賠款2.3億兩白銀，攫取一系列特權。中華民族近代化進程由此打破，淪為列強瓜分豆剖、任意欺辱的對象，命運跌入谷底，半個世紀翻不過身來。2015年，又值乙未，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展現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但歷史的複雜和弔詭在於，120年前民族之殤留下的陰影至今尚未完結。台灣於1945年光復，但4年後又一次與大陸母體分離，在兩岸長期對峙和隔絕的特殊背景下，許多台灣同胞乙未心結難解，成為“台獨”產生發酵的歷史源泉之一，嚴重影響兩岸人民的心靈契合。作為乙未割台的另一歷史結扣，日本近年來在釣魚島問題上一再挑起爭端，妄圖長期霸佔，對中國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形成嚴重挑戰。歷史不能假設，更不能選擇。正視歷史，反躬自省，開創未來，這是一個成熟和自信民族應有的態度。站在新的歷史起點，兩岸中國人應從甲午戰爭和乙未割台中吸取教訓，獲得啟示。
乙未割台的直接原因是甲午戰敗
根子在制度腐朽和國力孱弱
甲午戰爭是近代史上中國與外國侵略者軍事實力差距最小的一次戰爭，又是中國敗得最慘、傷得最深的一次戰爭。乙未割台即甲午戰敗結下的最大惡果。戰前，中國國土面積、人口數量、經濟規模俱遠高於日本，經過30年洋務運動，擁有位居世界前列的鐵甲艦，建立了號稱亞洲第一的北洋艦隊，似乎足以與日匹敵，但制度上的腐朽落後決定了清廷只是外強中乾的“黔之驢”。
一是眼光短淺，恪守舊制。兩次鴉片戰爭的慘痛失利和邊疆危機使清廷產生極大震撼，遂以“自強禦侮”為目標，採取整飭海防、籌建海軍、開辦軍工等一系列革新舉措，希冀維護“天朝大國”的尊嚴和地位。但清廷權力核心對形勢缺乏清醒認識，幻想通過“器物”之變來維護皇權專制和集團利益，軍政體制機制始終未能改變混亂落後的局面。作為改革產物的北洋海軍，也未能逃脫被腐蝕、分割和瓦解的命運，日軍的艦炮只是致命一擊。
二是意志薄弱，苟且偷安。外敵入侵、連戰連敗的現實擊碎了清廷的“天朝迷夢”，也打掉了清廷的自信，息事寧人事實上成為對外交涉的指導原則，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更屢現戰場上打了勝仗、談判桌上卻喪權辱國的怪事。1874年日本侵台戰爭中，清廷在政治、法理、軍事全面佔優的情況下，與日簽訂了既賠理又賠款的《北京專條》，連日方也感到此為“古今稀有之事”。甲午戰爭亦如此，清廷自始至終就沒有必勝信念，死守消極防禦的戰略方針，到戰爭後期，一味乞和求降，結果使國家民族付出了慘重代價。
三是內耗嚴重，腐敗成風。官僚體系腐朽，自上而下結黨營私，勾心鬥角，當日本傾全國之力試圖以“國運相博”之時，朝廷內外仍文恬武嬉，上行下效，北洋艦隊成軍後未增一艦一炮，巨額海軍經費反被挪用修園林樓館。軍中腐敗有過之而無不及，派系叢生，唯親是用，軍紀散漫，弄虛作假，嚴重削弱戰鬥力，甲午海上戰場雖有鄧世昌等忠勇之士，然北洋艦隊全軍覆滅而敵一艘未沉，實屬意料之外的必然。腐朽的制度不僅淘空了國力軍力、渙散了軍心民心，亦助長了外敵入侵的野心和得到獵物之後的貪欲。1879年7月，美國人楊約翰曾致信李鴻章：“中國若不自強，外人必易心欺侮……據日本人以為，不但琉球可並，即台灣暨各屬地動兵侵佔，中國亦不過以筆墨口舌支吾而已。”1895年《馬關條約》割地賠款，為此番話寫下了慘痛的注解。
兩個甲子過去，世情國情都發生了巨大變化，今日中國正崛起為世界矚目的新興大國，與美國並成為經濟總量超過10萬億美元的經濟體。但應清醒認識，中國還不是一個綜合國力強大的國家，安全和發展面臨的國際環境更加複雜，周邊特別是海上方向安全面臨現實威脅加劇，落後仍是中華民族的最大憂患。中國雖不認同“國強必霸”的陳舊邏輯，但發展才能有效維護國家利益和民族尊嚴。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一招，兩岸關係的走向根本在於祖國大陸的發展進步。中華民族必須把握和順應世界發展大勢，立足中國實際，堅定中國自信，堅持改革創新，解決好自身在發展中遇到的問題和矛盾，富國鑄魂強軍齊頭並進，始終走在時代前列。
戰爭從醞釀至結束，清廷都寄望列強調停
但事實證明無異與虎謀皮
鴉片戰爭打開中國大門之後，西方列強在涉華事務中既有共同利益，又有深刻矛盾，既相互勾結，又相互鬥爭和妥協，李鴻章等人採用“以夷制夷”策略確實具備一定的現實條件。但如果缺乏在決策上的堅定意志和戰場上的作戰努力，一味將國家民族的前途命運寄託在洋人的調停上，則是本末倒置，緣木求魚。戰爭前夕，日軍陸續進入朝鮮，向清廷遞交了“第一次對華絕交書”，戰火迫在眉睫之時，清廷上下仍熱衷於“羈糜為上，力保和局”，幻想日本會有“悔禍之心”，列強會“逼著日本講理，諒亦不敢不從”。戰爭1個月後即打響，決心意志的遊移和軍事鬥爭準備的不足，直接導致豐島海戰和牙山戰役敗北。在與日談判乞和過程中，為免於割讓土地，清廷多次求助於英國，甚至“準備讓出最有價值的重要權利”，然而英國出於聯日抗俄的需要，與日本達成交易，不僅拒絕了清廷訂立“同盟”的請求，還催促中國完全接受日本割地的要求。美國雖標榜“抱嚴正的中立態度”，但暗地裡為日本出謀劃策，袒護日本間諜，李鴻章等人花重金聘請的洋顧問美國前國務卿科士達等，反過來成為效力日本的幫兇。俄羅斯、德國、法國等列強坐山觀虎鬥，《馬關條約》簽訂不出四天，即由俄帶頭出面照會日本，施壓必須吐出中國割讓的遼東半島，主要原因是日威脅到了俄在中國東北的利益，日本為之耿耿於懷，10年後即發動旨在爭奪東北霸權的中俄戰爭。更屈辱的是，日本撇開中國，與三強討價還價，勒索中國三千萬兩銀子“贖遼費”。清廷朝野還幻想借助外力阻止日本割台，《馬關條約》換文之前甚至向英、法等國提出“以押台換保台”的辦法，但列強出於各自利益考量，或隔岸觀火，或虛以委蛇，或期待“利益均沾”，最終未能改變台灣及澎湖列島被割佔的命運。
對此，時任清廷海關總稅務司英國人赫德評論：“所有國家均向中國表示同情，並說日本這樣破壞和平是不對的。但沒有一個國家採取任何實際行動幫助中國。”日本外相陸奧宗光評論：“李鴻章屢求各國代表援助，且電訓其駐歐洲各國之使臣，使直接哀求各駐在國之政府，中國政府不顧污辱自國之體面，一味向強國乞哀求憐，自開門戶，以迎豺狼。”在日本割台及三國干涉還遼之後，列強爭相在華劃出勢力範圍、租界和租借地，中華民族面臨亡國滅種的危險。孫中山曾沉痛指出，“蓋自日本敗中國之後，西人見如此地廣民眾之國乃敗於蕞爾小彈丸之日本，各國之野心家遂大倡瓜分中國之議。”立足於自身謀發展、促統一是乙未割台留給我們的深刻歷史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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