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8月2日電／“做學問要做到兩點，一是要不斷提升自己的學術素養，二是要關心社會的變遷和人的狀態。總結起來就是八個字‘百姓福祉、家國命運’。”國家行政學院社會和文化教研部教授劉東超認真地對記者說。
“我的經歷非常簡單，年輕時候一直在讀書。”1987年，完成高中學業的劉東超出於對歷史的濃厚興趣，報考了河北師範學院（今河北師範大學）歷史系。畢業後繼續深造，分別在陝西師範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攻取碩士、博士學位。“在我求學過程中，哲學家方克立和歷史學教授趙吉惠對我影響很大。”劉東超是趙吉惠“最親近的學生”，空閑時兩人總會在一起聊天，趙吉惠老師豐富的學識讓劉東超“開拓了視野，明白了要在更寬廣的層面思考問題”。在博士階段的學習中，方克立讓劉東超確立了研究方向，“方老師有強烈的人文精神，讓我明白研究一定要植根於人民。”
長時間系統的學術訓練讓劉東超有了強烈的問題意識。“讀書期間我一直在想，中國經歷的社會變遷，對國、對民都意味著什麼？”在他看來，要解決這個問題必須以“家”作為重點，“家國同構，‘家’聯繫著百姓和國家，是了解社會變遷最好的突破口。”“我小時候家族裡有很多人，而我的學生們則大多在三口之家中長大。”劉東超說，“這種家庭模式的轉變與社會的變遷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城市化的進程推進了三口之家的形成，而三口之家在塑造著下一代的個性。”
博士畢業後，劉東超進入北京工商大學任教。任教期間發表了自己第一本著作《生命的層級——馮友蘭人生境界說研究》，“我的第一本書有些偏理論性。動手把它寫出來，就是為了讓自己的理論水平不至於退化。”
“學者要有所為有所不為。”在劉東超看來“有所為”就是要用自己的研究為國家、社會的發展進步盡一份力，“有所不為”則是不能追名逐利，不能被錯誤思想誤導，阻礙社會的前進。
“家”的研究就是劉東超的“有所為”。劉東超認為個人、家庭、國家三者不可孤立看待。家庭的變遷總帶有國家變遷的烙印，個人的成長離不開家庭的培養與熏陶，而國家的運轉與進步則需要每個人的參與和努力，三者就這樣結合在一起，不可分割。關注“家”，就是關注“國”。為此，劉東超開始思考新的問題，如何運用傳統文化資源塑造優良家風，如何提高每個人的家國意識。“這些問題我都在思考，也都在盡力求索。在這條路上，我不會止步。”
（來源：光明日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