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濫用權力、謀取私利。通過打招呼，幫助關係密切的私營企業加入省精准扶貧試點項目，獲得4200萬元扶貧資金投資。不顧有關職能部門反對，將數百億元省產業扶貧基金，交由親屬任職的公司運營管理，為其提拔積累資本、鋪路開道。
安徽省阜陽市在脫貧攻堅中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案是政績觀嚴重錯位、只要“面子”不顧“裡子”的典型。時任市委主要領導嚴重違反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和群眾紀律、工作紀律，在脫貧攻堅、城市建設中大搞形式主義、官僚主義，造成嚴重的政治和社會負面影響。主要表現在：
一是“刷白墻”造政績。在明知貧困村即將整體搬遷的情況下，仍要求刷白墻體來應對檢查考核，在中央和省委明確要求整改後仍不“叫停”，造成一些地方“屋外刷白墻、屋內不改造”，“臨街刷白墻、街後一片臟”，僅一鄉鎮“刷白墻”就花費財政資金395萬餘元。
二是“堆盆景”立“標杆”。主導推動市、縣政府職能部門匯集資金2700萬餘元、民營企業出資1900萬餘元，在2個月內將一深度貧困村打造為“脫貧標杆村”，要求新聞媒體集中報道，組織各縣市區學習觀摩。
三是“造聲勢”掩真相。以宣傳到位代替工作到位，多次提出“宣傳主要目的就是迎接檢查、應付考評”、“要有大標語、大口號”、“搞衝擊力強的大廣告牌”。主政市在短短10個月時間，僅扶貧領域製作標牌標語，就花費財政資金2200萬餘元。
馮新柱案，安徽省阜陽市在脫貧攻堅中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案不是個案。黨的十九大以來，各級紀檢監察機關共查處扶貧領域腐敗和作風問題29.1萬個，批評教育幫助和處理40.4萬人，其中給予黨紀政務處分19.6萬人，中央紀委國家監委通報曝光典型案例34起，其中專題通報曝光4批29件。剖析分析這些案例，發現以下突出問題：有的貫徹落實黨中央脫貧攻堅重大決策部署態度不堅決、工作不扎實，履責不力、監管不嚴，不作為、慢作為、亂作為；有的在扶貧項目資金規劃使用中貪污侵占、截留挪用、冒領私分、揮霍浪費、優親厚友；有的在扶貧政策制定執行中徇私舞弊、吃拿卡要、盤剝克扣、亂收亂攤；有的在扶貧任務推進落實中作風漂浮，把“痕跡”當“政績”，搞數字脫貧、虛假脫貧；有的脫離實際，盲目舉債上項目，大搞形象工程、政績工程；有的出現疲勞厭戰、鬆勁懈怠情緒，驗收摘帽後“一放了之”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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