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龍岩市新羅區委常委，區紀委書記、監委主任楊丹告訴記者，徵地拆遷領域違紀違法問題主要發生在三個環節：一是征遷啟動環節，為獲得豐厚回報，一些房屋徵收公司通過權力尋租，向決策者賄送錢物，以期達到獲得徵收項目承包權及加快征遷服務費撥付進度等目的。二是權屬審核環節，一些公職人員出於私利，偽造土地使用權證書、房屋產權證、建房證明等資料，從中騙取國家補償或收受利益相關者的賄賂。三是補償安置環節，由於個別單位或部門履職不到位或故意姑息縱容，導致原本已獲得徵收補償的房屋，再次被列入新項目的徵收補償範圍內，出現重複征用、“一物多補”等問題。
以新羅區為例，徵地拆遷領域出現的違紀違法問題呈現以下特點：一是對象集中在黨政部門領導和村幹部中，且窩案串案較多；二是手段主要是利用職權之便，通過違規操作騙取補償款，以滿足個人私利；三是涉案金額巨大，社會影響惡劣。從群眾信訪舉報內容來看，主要集中在侵吞騙取、冒領私分、貪污挪用補償款，補償款去向不明、未發放到位，以及補償標準不一、基層幹部收受錢物等問題。究其原因，主要因為思想教育缺乏、內部監管缺位、群眾監督缺失等。
王紅衛等人在“懺悔書”中坦言，平時主要忙於接受上級安排任務、與拆遷戶接洽商談，政治學習相對鬆散。加之面對誘惑時，自我約束不強，便逐漸走上了歧路。
王紅衛案辦案人員發現，該所存在檔案材料不齊全、填寫不規範，安置房源底數不清、去向成謎，拆遷安置補償款支付隨意、程序要求不嚴等諸多問題。表面看是管理混亂，深層次原因在於上級主管部門賦予其權力過寬過濫，對拆遷檔案製作不監督、不檢查、不集中保管，給所裡分配的安置房源不進行統一記錄，安置補償款只需所長簽批支付無需審核……如此種種，為王紅衛等人貪腐提供了空間。
“組織生活流於形式，村務公開弄虛作假，村幹部睜只眼閉只眼，多種原因造成了宋永勝一人管、一言堂的情況。”西馬曲村黨支部書記李紅軍事後反思，“因為是同事，低頭不見抬頭見的，不願得罪他，有很多事情我也沒有細問。”村務監督委員會成員反映：“我們年齡偏大，對財務專業知識不了解。村裡的好多事情，宋永勝不跟我們說，也很少開會通報，村監會不知道該如何開展監督。”
拆遷涉及面廣、利益密集，但未涉及拆遷的群眾往往不了解情況，而拆遷戶因有利益牽涉其中，對外則守口如瓶。有利益輸送的拆遷戶與拆遷事務所形成共生關係，對違規違法行為緘口不言；沒有利益輸送的拆遷戶擔心檢舉揭發會使自己受到不公待遇，不敢或不願站出來，群眾監督難以發揮效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