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中葉以來特別是60年代台灣經濟起飛以來的發展歷史也表明，有效地進行國際化（全球化）運作對台灣經濟發展是至關重要的。依據發展模式的不同，根據李國鼎先生的劃分，1949年以來台灣經濟大致可分為進口替代階段(1950-1962)、外向型階段(1962-1980)、技術密集階段(1980-至今)等三個發展階段。無論是在哪個發展階段，台灣經濟都或深或淺、或多或少地在參與國際化（全球化）運行。即便是在1950-1962年經濟恢復和農業快速發展的進口替代時期，台灣也出口一定的初級產品以換取進口替代所必須的部分機器設備等生產工具。而在1960-1980年代的外向型發展階段，台灣更是與美、日、歐等當時的國際化（全球化）中心維持著緊密的經濟聯繫，在吸引FDI進入以增加經濟發展所必需的生產要素投入的同時，把台灣生產的產品的大部分出口銷售到美、日、歐市場，以這種國際化（全球化）運作方式，一方面克服了島內資源要素稀缺的約束，另一方面克服了島內市場需求不足的局限，從而獲得了較高速度的經濟發展，成為亞洲“四小龍”之首。
在進入技術密集階段到2000年前，在當時的國際經濟格局尚未明顯變化（美、日、歐依然維持全球化中心位置）的情形下，台灣依然通過全球化運作獲得高速經濟成長，並以“均富社會”、“藏富於民”的發展理念及其相應的政策措施創造了公平與效率兼得的“台灣奇迹”。在成長方面，1962-2000年,台灣經濟成長率平均達到8.6%；在分配方面,佔人口20%的最高收入階層與佔人口20%的最低收入階層的收入差距大致在4至6倍之間，而且，居民的收入差別伴隨經濟高成長而不斷縮小。
投資意願進而投入不足導致經濟低速成長
台灣經濟成長以2000年為節點，在2000年之前為高速成長時期，在2000年之後進入了總體上逐漸減速的低速成長階段。2001-2015年台灣GDP平均年成長率約為3.7%，較之於1962-2000年平均高達8.6%的成長率，已是天壤之別。原因何在？眾說紛紜。
一些人認為，從各經濟體長期成長走勢的國際經驗看，台灣經濟已經邁過高速成長的發展起飛階段進入低速成長的發展成熟階段，不太可能再現高速成長。但這個所謂的國際經驗至今尚未被證明為一個經濟規律。現實世界中同為“四小龍”的韓國經濟繼續維持中高速成長，以致人均GDP超越台灣就是上述經驗所不能解釋的。
也有一些人認為，台灣經濟外向性程度高，深受國際經濟環境影響。而伴隨經濟全球化深化發展，2000年以來全球經濟波動頻繁，動蕩不安；加之台灣產業經濟結構轉型緩慢，國際競爭力下降。這影響到台灣出口擴張，從外需拉動角度影響到台灣經濟成長。這有些道理，但依然不能解釋處於同一國際環境的同樣外向型的其他經濟體的成長表現，也不能解釋為什麼台灣產業經濟結構轉型緩慢以致產品國際競爭力下降的問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