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自中英鴉片戰爭(1839-1842)之後，便陷入一連串的內憂外患之中，開啟了長達百年的“羞辱的世紀”（century of humiliation）。在1894年的中日甲午戰爭，中國敗於明治維新後的日本，更使得中國知識分子信心全失，認為自己一切不如人。此後動盪不安的社會條件，使中國的知識社群根本無法定下心來，細心吸納西方文明。
自從嚴復將赫胥利的著作Evolution and Ethics翻譯成《天演論》之後，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優勝劣敗的思想深入人心，許多知識分子紛紛主張向歐美學習他們所想像的救國之道，譬如，陳獨秀（1915）在他主持的《新青年》上，對科學作這樣的界定：“科學者何？吾人對於事物之概念，綜合客觀之現象，訴諸主觀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謂也。”然後主張用他心目中的“科學”來代替宗教，以“開拓吾人真實之信仰”：“餘之信仰人類將來之信解行證，必以科學為正軌。一切宗教，皆在廢棄之利。”“蓋宇宙間之法則有二：一曰自然法，一曰人為法。自然法者，普遍的永久的必然的也，科學屬之。人為法者，部分的一時的當然的也，宗教道德法律皆屬之。”“人類將來之進化，應隨今日方始萌芽之科學，日漸發達，改正一切人為法則，使與自然法則有同等之效力，然後宇宙人生，真正契合。此非吾人最大最終之目的乎？”（陳獨秀，1917）
這種觀點受到了各界的抨擊，陳獨秀（1918）乾脆將至中西文化對立起來，而徹底否定清末以來的“中體西用”論：“歐洲輸入之文化與吾華固有之文化，其根本性質極端相反”，“吾人倘以新輸入之歐化為是，則不得不以舊有之孔教為非：倘以舊有之禮教為非，則不得不以新輸入之歐化為是，新舊之間絕無調和兩存之餘地。”
“全盤西化”的社會科學
目前台灣人的生活世界其實存有人間佛教、儒家文化和西方個人主義三套不同的文化體系。然而，由於儒家和佛教本質上是一種追求“內在超越”的“為己之學”，和追求“外在超越”的西方文明有其的差異；從儒家文化傳統中很難發展出西方式的科學。西方的科學哲學必然要討論本體論、知識論和方法論；台灣研究生的養成教育則只談“方法論”，他們傾向於把西方理論當做是“真理”，卻不懂得如何將自己的文化傳統建構成客觀的知識體系，因此台灣的社會科學界傳授的大多是源自於西方學術傳統的理論，他們在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的時候，也大多是在套用西方的研究典範，用華人社會的材料，檢驗西方的理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