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範”可以有廣狹二義：廣義的“典範”指一門科學研究中的全套信仰、價值、和技術(entire constellation of beliefs, value, and techniques)，因此又可稱為“學科的型範”(disciplinary matrix)。狹義的“典範”則指一門科學在常態情形下所共同遵奉的楷模(examplars or shared examples)。這個狹義的“典範”也是“學科的型範”中的一個組成部分，但卻是最重要、最中心的部分。
在這篇文章中，余英時認為：紅學研究史上出現過兩個占主導地位而又互相競爭的“典範”，第一個“典範”可以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隱〉為代表，其中心理論是以《紅樓夢》為清初政治小說，旨在宣揚民族主義，弔明之亡，揭清之失。第二個“典範”認為：《紅樓夢》是曹雪芹的自敘傳，此說起源甚早，直到胡適的《紅樓夢考證》問世，才成為一種新的“典範”。
對於科學哲學稍有瞭解的人都知道：孔恩所說的“科學革命”是指“自然科學的革命”，他並未提到“人文學”是否適用此一概念。“紅學研究”中，不管是“索隱派”也好，或是“考證派”也罷，其實都是中國傳統考據學的餘緒，跟孔恩所說的“科學革命”並不相干。
余英時在提出他的“紅學革命”說時，不用他最崇拜的柯靈烏歷史哲學，反而非常勉強地採用孔恩的“科學革命論”，很可能是因為他注意到孔恩有關“常態科學”的主張：
孔恩的研究充分顯示一切“常態科學”(normal science)都是在一定的“典範”指引之下發展的。科學家學習他的本門學科的過程，通常並不是從研究抽象的理論和規則入手。相反地，他總是以當時最高的具體科學成就為楷模而逐漸學習得來的。這種具體的科學成就在今天是以教科書的方式出現的：在以往則見之於科學史上所謂經典的作品，如亞里斯多德的物理學(Aristotle′s Physica)、牛頓的原理(Newton′s Principia)等等。
科學史上樹立的“典範”的巨人一般地說必須具備兩種特徵：第一、他不但在具體研究方面具有空前的成就，並且在這種成就還起著示範的作用，使同行的人都得踏著他的足跡前進。第二、他在本門學術中的成就雖大，但並沒有解決其中的一切問題。恰恰相反，他一方面開啟了無窮的法門；而另一方面又留下了無數的新問題，讓後來的人可以繼續研究下去(即所謂“掃蕩工作”mop-up work)，因而形成一個新的科學研究的傳統。
在《歷史與思想》一書的“自序”中，余英時很清楚地表明，他最大的心願是“明天人之際，道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成為科學史上樹立“典範”的巨人。他十分明瞭：不管“紅學革命”在學術上有多重要，他再努力搞“紅學研究”，都不可能成為樹立“典範”的巨人，他必須另闢蹊徑。在他所處的那個時代，他要如何找出自己的“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