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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秉傑:中美疫情反差背後的深思
http://www.CRNTT.com   2021-04-05 00:12:23


  中評社香港4月5日電(作者 黃秉傑)2020年,一場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撼動了整個世界,打破了正常的經濟社會秩序與國際關係,美國霸權主義的本性全面暴露,中美關係再次跌入低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序幕全面拉開。在此推動下,中美截然不同的抗疫思路應運而生,中美兩國疫情反差也快速形成,正反不同的抗疫教材破土而出,兩國民眾命運也由此進入了不同的運行軌道。

  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3月中旬以後,得益於現行的制度、體制、機制與文化優勢以及政府科學決策及其精准防控策略,在不到三個月的時間裡中國疫情就得到了有效控制。但是,隨著中國疫情的全面緩解,國外疫情卻迅速惡化,確診人數與死亡病例急劇上升,“起步較晚”的美國最為突出。2020年2月初美國正式承認發現了疑似病例,3月19日累計確診人數突破了萬人大關,3月27日突破了10萬大關,4月28日突破了100萬大關,11月13日突破了1000萬大關。2021年1月1日突破了2000萬大關,累計死亡病例也接近35萬。在此,美國一路遙遙領先,進而成為全球確診和死亡病例最多的國家。

  中美疫情反差如此之大,美國確診人數和死亡病例之所以如此畸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多種因素共同促成的,是歷史的必然。

  首先,社會制度的不同決定了疫情防控思路的巨大差異。在此,社會主義制度決定了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在當代中國,人民利益高於一切,人民生命重於泰山。在人民利益至上的制度框架下,為了抗擊新冠肺炎,確保人民群眾的生命安全,可以犧牲經濟指標、降低發展速度。由於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為了切斷傳播路徑,可以封城、封村,中斷交通。而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尤其在兩極分化、階級對立的美國,為了維護有產者的經濟利益和所謂的“國家安全”,犧牲廣大民眾、底層士兵特別是低收入者的生命健康在所不惜。以冷戰思維進行疫情防控、人為控制檢測數量、打壓新聞輿論對疫情防控的質疑以及到處“甩鍋”等等,都是美國等少數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疫情防控的基本思路。在此影響下,一系列體制機制難以靈活應變,社會文化難以“與時俱進”,多數民眾更難以快速“覺醒”,政府與國家領導人的“不作為”被無限放大,許多政府要員四處“點火”、無心抗疫,追責制度形同虛設,由此放任了疫情蔓延,同時也導致了國內階級對立、社會撕裂與騷亂現象的發生。在此推動下,美國國內確診人數及其確診率與死亡率必然大幅度上升,進而成為全球疫情失控的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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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政黨體制與執政方式的不同直接影響著疫情防控的進展速度。人民代表大會領導下的政治協商會議以及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多黨合作制度是當代中國的基本政體與執政方式,由此決定了令行禁止的行政效率,確保了政府決策的民主性、科學性、公正性與高效性。在這種舉國體制下,面對突發疫情,中央一聲號令,全國集體行動,封城封村、停課停工,快速切斷傳播路徑,防控效果立竿見影。而在美國,多黨輪流執政是他們的“專利”與驕傲,以此推動了權力制約與社會競爭。但是,當疫情嚴重或國內矛盾惡化之時,這種多黨輪流執政的政治體制勢必激發“內鬥”升級,各黨派間相互掣肘,疫情防控舉步維艱,最佳防控時機一再錯過,由此助推了確診率與死亡率的大幅度上升及其疫情惡化趨勢的加劇。

  第三,現行管理體制及其疫情防控機制的不同決定了防控效果的差異。在中國,中央集權的行政管理體制、以行政和法律為主的管理手段及其疫情防控的舉國體制是這次疫情防控得以成功的根本保障。面對突發疫情,中央一聲令下,全國立即行動。一方有難八方支援,馳援湖北、挺進武漢等等,成為全國上下的共同使命,成為無數白衣天使的“神聖職責”,同時也成為西方國家可望而不可及的一道靚麗風景線。顯然,在舉國體制下,借助於科學的防控機制,包括嚴格的隔離措施、發達的追蹤體系、科學的檢測制度、高效的區域協調與部門配合等等,持續惡化的疫情便戛然而止。而在美國,面對嚴重的疫情形勢,特朗普政府一直在“疫情防控”與“重啟經濟”之間左右搖擺,由此形成了鬆動多變的防控機制。同時,各州之間相對獨立的行政體制是美國的一大特色,但是,在關鍵時期,這種相互分割的行政體制難以快速形成國家合力,甚至演化為政黨、集團或地區間的“內鬥”與惡性競爭,嚴重削弱了疫情防控的執行力度與政策效果,人為加大了防控成本,放大了制度漏洞。急情之下,原有的應急機制幾乎“全軍覆沒”,“群體免疫”等引以為自豪的防控措施一個個相繼失效,致使國內疫情愈演愈烈,確診人數與死亡病例急速攀升。 

  第四,不同文化的差異直接決定著防控措施的實施力度與最終效果。在中國,集體主義、大局至上、團結互助的傳統文化深深紮根於每個公民的內心世界。面對突發疫情,絕大多數人都能以大局為重,服從管理,聽從指揮,相互支持,無私援助友好鄰國,在此推動下,國內疫情節節敗退,中國疫情防控模式開始引領世界抗疫新方向。而在美國,極端的“自由”、“民主”與以鄰為壑的“霸權”文化是美國當代文化的主流趨勢,也是疫情惡化的群眾基礎。在疫情初期,戴口罩在美國多數地方都被視為“異類”,屢遭謾駡與圍攻。要自由、要民主,我行我素,禁足令、居家令等管制措施形同一紙空文,疫情防控敗給了自由狂歡與經濟指標。當確診人數跨過十萬、百萬、千萬大關之時,不少人仍然缺乏危機意識,追隨政府與中國網友隔空對罵,而且“樂此不疲”,對本國“防疫成就”沾沾自喜。在此推動下,美國確診人數在“談笑中”順利跨過百萬、千萬大關,不斷攀登世界疫情新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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