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10月25日電／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石之瑜近日在聯合早報發表文章說，對一個“和平我所欲也，統一亦我所欲也”的人而言，兩者不可得兼時，是舍哪個而取哪個呢？目前兩岸關係的走向，對北京而言，就是“和平可欲也，統一卻不可得也”。這時，無論北京面對這樣的形勢如何作為或不作為，都不可避免是在做出一種方向上的選擇。
對台北也好，華府也好，甚至東京也好，他們分享的情感是：“和平我所欲也，統一我所不欲也”，因此他們面對目前兩岸和平分裂的現狀，不採取任何作為的意義就是，他們支持現狀的繼續維繫。相較之下，北京如果選擇不作為，當然也形同支持現狀，若是北京沒有放棄統一的話，自然不可如此。
北京目前的作為是，敦促台北進行政治談判，但是台北有什麼理由要理睬北京呢？是害怕北京取消ECFA嗎？還是怕北京升高軍事壓力呢？如果台北既不怕，也不相信北京有此意圖，當然就不會理睬。則北京又能如何？若北京已經可以判斷台北不會理睬，卻一再著墨於此，如此給外界的印象會是北京很認真促談呢？還是北京是逢場作戲的敷衍了事呢？
所謂觀其行，聽其言，是北京對台灣歷任領導人的立場，如今北京的言論同時是和平發展與和平統一。有什麼行為可以讓外界判斷，北京在面臨抉擇時的真實意圖為何呢？那就是要看北京在面對製造統一障礙那些勢力時，有沒有決心加以處理。在台灣民眾日益排除統一作為未來選項的演變中，外界對北京的聽其言，觀其行，就格外好奇。
舍和平而取統一的話
若為了和平，北京面對華府老是訴諸於台灣關係法作為對台軍售的托辭，便應該繼續忍讓，口頭例行抗議軍售即可。若為了統一，北京則可直搗黃龍要求華府限期廢止干預中國內政的台灣關係法，不然任何華府現在或將來涉及干預其他國家內政的政策，北京就一概杯葛。
若為了和平，北京對於鐵杆台獨或推動去中國化的反華仇中人物，便應該多歡迎籠絡他們到大陸走走看看，送茅台，招待住宿，拉關係，建人情。若為了統一，北京則可不假辭色拒絕往來，嚴詞批評，直指為文化上的數典忘祖與道德上的認賊作父，絕不寬待，以免不縱容任何可以游走僥幸的心理。
若為了和平，北京對於以呵護台灣民眾情感需要，尊重台灣人主體意識的外交休兵，便應該多方配合，網開一面，拒絕任何台北“友邦”的轉向。若為了統一，北京則可以緊縮實質上已是兩個中國的外交休兵，不以台灣民眾的情緒為決策依據，而以道德立場面對台灣的悲情意識。
追求和平很容易，凡事讓一步海闊天空，就如李登輝勸宋楚瑜要諸法皆空。可是，追求統一就很困難，曾經以終極統一自勉的馬英九，已經退讓表示自己在有生之年看不見統一，他的轉向現實可以總結為：“統一誠可貴，和平價更高，若為選票故，兩者皆可棄”。統一既然這麼困難，還要追求的話，必定是要抱著知其不可而為的破釜沉舟之心。
是不是想統一就必須要村村點火呢？恰恰相反，想要統一就要集中心力，集中國力。用和平來拖延台獨，自然同時也消耗國人對於統一的信心與理想。時間對誰有利是要看誰的立場能在現狀中獲得更好的成長，因而產生更大的自信。所以，靠著分散自己對統一的注意力來轉移台灣朝野對台獨的注意力，不算有效的統一手段。
若論統一的最大困境，華府顯然是頭號阻礙。能否在台灣關係法與對台軍售方面與華府進行攤牌，不惜以犧牲全球治理的夥伴關係為代價，展現決心？然後便可以透過比較知道，是統一還是反統一的信念更強一些。如果說鐵杆台獨的反統一信念比北京的統一信念強，或許可以理解，但如果說華府反統一的信念比北京的統一信念強，就有點匪夷所思了。
當然，若選擇和平而不是統一，也符合全球化時代的道德觀，全球化時代講求多元文化，故在台灣，若非政治操弄，統獨可以和平共存。如果北京也決定順應時勢，體會潮流，以和平為最高道德，自也無可厚非；則擺出促談姿態，將不能統一的責任轉嫁給國民黨，甚至包藏異心的華府，看似退卻，就也不失其中另有道德含意。
全球化的道德，和平的道德，多元文化的道德，此三者在當下與民族統一的道德格格不入，這是為什麼作為或不作為都是方向選擇。在價值混沌的兩岸關係下，已經沒有人能規定怎麼選才是對的了，北京必須自己想清楚，自己做選擇。而別人則只有聽其言，觀其行的份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