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殖民經驗使然，台灣的政治文化也深受這種爾虞我詐，翻臉無情的日式政治風格所影響。君不見，台灣政壇小人輩出，奧客當道，朝野交相賊而自以為風氣。不過，台灣民間透過默默付出的大有人在，這其中存有某種追求來世的懺悔，也夾雜入世的改革心願，因而頗能與日本民間文化的內斂不棄，相互輝映。當然，日本的蟄伏內斂與台灣的懺悔內斂，都起源自儒家文化圈固有的內斂文化。
在這樣的小我奉獻意識之外，台灣還藕斷絲連、不絕如縷地維繫著中國固有的道統文化，因而不時出現某種具有宏觀願望的主張，其中固然不乏荒誕不經或緣木求魚的臆想，但在方法論上，這種臆想不失為一種在光明界對抗邪惡的文化價值體現。台灣民間因而與在大陸綿延不絕的大文化傳統猶相聯繫，即凡關係到是非對錯的秩序，必須要說得名正言順才能安居樂業。
大陸民眾對於堅持自己應該站在正確一方的這種文化情感，在中日領海衝突與參拜事件連續爆發以來，果然表現得很強烈，以至於遭逢東京官方暗度陳倉而不講道德的對華政策，或台北官方但求苟全而模糊立場的騎牆作風，當然憤慨萬分。其結果，對於日台民間深厚樸素的文化底層，有所隔離。
如今，日本民間護憲以及憲法第九條申請諾貝爾和平獎得到受理，似乎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契機，讓大陸民眾對日本民間文化採取更為細膩的體察與呼應。同樣的道理，慣於在小我層次默默付出的台灣民間文化，也值得細細反省自己在這次憲法第九條申請和平獎的事件中，有沒有什麼角色可以扮演，對自己官方那種趨炎附勢的阿諛之風，進行更積極的懺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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