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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二都的美麗與哀愁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10-10-21 00:53:01  


淡水河:能否成為郝、朱的“護城河”?
  中評社╱題:北二都的美麗與哀愁,作者:王崑義(台灣),台灣戰略學會秘書長、大學教授

  我在中評9月號所寫的那篇“楊秋興的南方革命”文章中,特別從社會、經濟的發展與政治結構的差異,分析高雄縣市在選舉時所展現出的不同面貌。同樣的分析方式,也可以拿到台北縣市作分析,這對於深度思考北二都選舉的特質,應該是有幫助的。

  台灣學術界對於城市的發展史,似乎研究的興趣並不高,所以並無法像大陸學界對上海的研究那樣深刻,可以構成一個比較完整的知識領域,以致於我們對台灣城市的發展,總是存在一種片面的理解,無法充分應用到各種問題的解釋上面,比如說,台北市為何會形成藍大綠小的特殊政治板塊,這個問題就很難回答得清楚。

  淡水河-台北市的“護城河”

  其實,台北縣市同樣座落在台北盆地上面,中間只有一條淡水河隔開,淡水河的寬度大概比上海的黃埔江寬不了多少,但黃埔江可以成為上海市民想要親近的“母親之河”,淡水河卻是隔離台北縣市的“護城河”。

  當然,很多人會認為淡水河之所以會變成“護城河”,可能是因為台灣的河流既短,又缺乏穩定的水流,以致很難實質的作為航行與觀光所用,但這只是從地理的角度來思考,如果從地緣政治來考量,它的作用顯然就大不同。

  舉一個很久以前發生的故事來說明吧,1964年1月發生的“湖口兵變”,當時由蔣介石次子蔣緯國將軍所領導的裝甲兵部隊,曾經藉口蔣介石政府的腐敗,要把裝甲車從新竹的基地,開到台北市“勤王”。兵變發生時,當時台北的國防部所提出的三項因應方案中,最後一項就是要把建立在淡水河上面的中興大橋、中正橋和台北大橋炸毀,以切斷裝甲部隊進入台北市的道路。

  這一件事情可以印證,台北縣市的發展之所以無法融合,主要還是在於淡水河在軍事上確實有阻絕的作用,所以國民黨政府從大陸遷移到台北市以後,就藉口為了防範水患,而把淡水河的堤防蓋得又高又寬,上面可以行走車子,行人卻無法直接跨越,有點像大陸西安的老城牆一般的作用。

  這種堤防的蓋法,與其說是要防水,還不如說是要防人。因為在台北市的經驗中,只有1960年代曾經發生過幾次大水災,2000年以後台北市東區因“納莉颱風”所發生的一次水災,卻是從基隆河而來。所以淡水河很久以來就不再是水患之源,這主要是因淡水河的兩大源頭蓋了兩座大水庫--石門水庫和翡翠水庫,使得颱風所帶來的大水,大都能夠被阻絕在水庫內。

  台北市政治板塊的形成

  就因淡水河有“防人”的作用,所以才會在城市的發展中形成兩大都會。特別是從移民的角度來看,這個現象應該更為清楚。

  以台北市的移民為例,台北市的移民主要有三波:第一波是從清朝開始,主要是“唐山過台灣”的先民,他們聚集在淡水河的右岸,從大稻埕到艋舺都有他們的足跡存在,所以早期的淡水河應該是一條“母親之河”,孕育著台北市子民的成長與發展,他們也依靠淡水河而過活。

  1949年國民黨從大陸大撤退,又帶來第二波的大陸移民,這一波的移民以軍公教菁英階層為主,他們沒有進入淡水河周邊的先民聚集區,而是以現在“總統府”周邊輻射出去,主要的有現在的中正區和大安區,這兩區被稱為台北市的文教區,也是台北市最精華、最藍的板塊,台北市民買不起這裡的房子,綠營政治人物想在這裡取勝更不容易。

  第三波的移民,則是以台北市的東區為主,這是1960年代隨著台灣經濟的發展,許多中南部的菁英轉移到台北市發展,他們不願住到淡水河邊的舊社區,也無法在文教區佔有一席之地,只能以當時還是遍地稻田的東區作為聚集地,所以台北市的東區是蓋最多舊式“公寓”的地區,“公寓”的意思當然是賣給外來客的族群,三房兩廳的格局,也是滿足移民小家庭之所需,這幾年隨著商業向東區發展,東區變成是台北市最有價值的地帶,“台北101”大樓,就位於東區的信義計劃區內。

  這三波的移民,也讓台北市的選民有特殊的政治傾向。第一波的移民普遍被稱為“本省人”,他們早期願意“唐山過台灣”,主要是為求生存而來,所以可以把他們看成是一種“社會移民”,他們以說閩南話為主,政治傾向比較偏綠,我在中評今年5月號所寫的那篇“在艋舺看民進黨的顛覆性格”文章,就是以這裡為背景所做的論述。

  第二波的移民是1949年跟隨蔣介石政權移轉而來,這批以軍公教為主的大陸移民,說的都是普通話,早期在蔣氏政權的保護之下,他們生活在眷村中,隔著竹籬笆看台北,也受到蔣氏政權相當優惠的福利政策“供養”,所以他們是一種典型的“政治移民”,也是最支持國民黨政權的選民。

  第三波的移民既然是隨著台北市的發展而來,所以是典型的“經濟移民”,他們許多人是中南部學生因在台北唸書,畢業以後留在這裡發展,所以他們有經濟的頭腦和策略,這也是台北市會向東區發展的主因。在1990年代以前,台灣的大學錄取率大概不會超過18%,而且法商類科系的大學,也多集中在台北市,所以台北市表面上是一個政治都市,但他的商業卻是台灣最發達的都市,所以法商類科系畢業的學生留在台北市發展,這也是理所當然的事。

  就因台北市東區是以商業的發展為主,台灣就讀大學商業類科系者又以女性學生居多,女性的政治性格又比較保守,所以東區民眾的政治取向還是比較偏向藍營。

  從這裡可以看出,台北市的地緣政治板塊會形成“藍大綠小”,從都市中心的大安、中正區的極藍,再到東區的偏藍,兩者相加,當然藍營的政治板塊是要超過西區艋舺一帶傾綠的板塊,以這樣不均衡的政治板塊來看,藍營政治人物在台北市吃香喝辣,當然也就不奇怪了。

  台北縣政治板塊的形成

  分析了台北市政治板塊的形成之因以後,我們再來看看一河之隔的台北縣又如何形成它的政治板塊。

  在台北市商業快速發展的年代,台灣中南部非學生類型的移民也大量向北部移動。這些非學生類型的移民,大部分來自農村,他們很小就從當學徒起家,他們有手藝,卻缺乏知識,所以無法擠進台北市這個商業大都會,只能停留在台北市的外圍台北縣,他們被阻隔在淡水河之外,所以台北縣也變成是台灣典型“黑手變頭家”的聚集區。

  就因台北縣是“黑手變頭家”的聚集區,所以1960到80年代,台北縣還是遍地都是小型工廠,特別是台北市在大建淡水河堤防的年代,台北縣還是淡水河氾濫時的淤積區,一直到民進黨開始在台北縣長期主政的年代,淡水河的堤防才開始建設起來,台北縣不再淹水以後,台北縣也才有發展的機會。所以,如果要比較台北縣市的發展,台北縣大概落後台北市20年,這20年的差距,當然也讓台北縣的政治取向跟台北市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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