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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亞中：以“義”為基礎“立信”才能建立真正的兩岸“互信”。 |
2008年底胡錦濤提出“胡六點”主張，指出為有利於穩定台海局勢，減輕軍事安全顧慮，兩岸可以就軍事問題進行接觸、交流，探討建立軍事安全互信機制問題。
不過，在北京做出正面回應後，馬英九的態度在2009年的中期有了改變。從此以後，兩岸軍事互信機制與兩岸和平協議不再是馬英九關切的優先課題。2013年4月台北公佈的國防白皮書，已經絕口不再提兩岸軍事互信機制的推動。大多數觀察家認為，馬英九態度自2009年中期起改變的原因是受到美國的影響。“先經後政”自此成為馬政府的兩岸關係主要論述，“只經不政”是大陸政策的指導原則。
從這一段過程可以看出，兩岸的軍事互信機制從來沒有認真地被對待過，都只是說說而已。在最核心的兩岸政治定位沒有能夠解決以前，雙方的談話，有的是希望強化兩國論，有的是希望表達善意，有的堅持條件，有的是說說而已，結果都注定是徒勞無功。問題在哪裡？我的看法，整個西方的軍事安全機制思維並不適合於兩岸的特殊情形。即使現在有了一些低階性的軍事互信機制，它也無法升級，也更有可能隨時中斷。
兩岸要的不是“軍事安全”而是“止戈和平”
兩岸本是一家人，本來就不應該以武力來解決問題。北京自1979年起以“和平統一”取代“武力解放”，2005年的《反分裂國家法》基本上宣示只要台灣不走分離主義的道路，北京就不會動武。台北方面從1958年第二次台海危機以後，就已經放棄以武力解決兩岸問題的念頭，蔣經國時期更提出“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主張。李登輝時期廢除動員戡亂臨時條款，已經不否認中共在中國大陸的治權。因此，兩岸其實均已無意願以武力解決兩岸的政治問題。
兩岸都沒有意願用武力來解決問題，那麼為何還要以武力作為解決問題的後盾。台北經常引用兵法上“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的警語，或美國總統甘迺迪的名言：“不恐懼談判，但不在恐懼中談判”，因而主張強化國防，但是多少的國防力量才夠，卻沒有人能夠說得清楚。
兩岸應該思考的是如何創造和平，而不是維持安全而已。我曾以一個公式來描繪如何維持兩岸的安全：
“甲方的威脅能力（物質力量的強度x進犯的意願）＝乙方的防禦能力（物質力量的強度x防禦的意願）”。
如果這個公式的兩邊能夠平衡，那麼雙方就不會有衝突的意願。但是對於台灣來說，物質能力比不上大陸，防禦意願又弱。因此，台灣方面只有依靠不斷地向美國購買武器或尋求美國的支持，以能維持這個公式的平衡。
無論是依賴軍購或仰賴美國，終究不是可靠的長久之計。希望透過軍事互信機制或CBMs來減少對方的意願，也是不可能讓這個公式永久平衡。因此在處理兩岸關係時，應該放棄這個如何“維護安全”的公式，而應該用如何“創造和平”的思維。（請參考：張亞中，〈維護安全或創造和平：台北的抉擇〉，《中國評論》，總第185期，2013年5月）。
如何創造和平？答案就是讓北京對台用武的意願變成零。如此北京的武力再強，也不會讓兩岸陷入戰爭的可能，這就是我們倡議以“止戈”取代“軍事”的用意。
西方“互信”機制的脆弱與盲點
西方人說“互信”，中國人講“立信”。西方是一個以個人主義為主體的社會，個人與個人之間主要是憑藉著法律關係而形成約束，因而西方是個重法律的社會。西方人將這種獨立個人的關係放大到國與國的關係，形成主權與主權的國際關係，在國際間維持互信的工具就是條約、協議、協定等等國際法文件。
在西方以法律為結構約束的社會裡，法律因而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彼此間利益的交換必須透過法律來規範才可靠，出了問題因而唯法律是問。西方的律師因而變得很重要，“事情真偽不如法律是否有證據”，更是法官關心的焦點。如果不符合法律的規範，即使再有道理也是徒然。
在這樣的法律思維下，“互信”有幾層內涵：第一、它是建立在相互約定的法律基礎上，而不必然需具有道德或倫理性；第二、由於是建立法律上，就產生一個問題，法律由誰來規範與解釋。美國只要懷疑伊拉克可能存有核子武器，就可以無視聯合國的集體安全機制而出兵伊拉克。國際間強權或當事者基於本身利益需要而隨時可以曲解、撕毀協定或承諾。
西方批評中國過於重視關係而忽略法律，其中以德國社會學巨擘韋伯（MaxWeber）為代表。韋伯認為中國法律與司法審判的運作，是對人不對事，像所羅門王審判一樣，用倫理道德的智慧與公正感來審判，而不是根據概括的形式法條來判斷，沒有專業法官，沒有專業律師，只有訟師訟棍，在法律上沒辦法為現代意義的理性資本主義提供保證。這種中國傳統法律與司法審判的運作，充滿了不可預計的色彩，實質的考量壓過了形式的權衡，不理性的特徵壓過了理性的特性，所以是一種實質的不理性的法律與司法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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