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作為兩岸關係最深刻的歷史記憶，兩岸軍事衝突對兩岸關係的直接影響和間接影響，始終強烈存在。1991年台灣當局宣佈，終止所謂的“動員戡亂時期”，據此，台灣方面堅持宣稱，兩岸的“敵對狀態已經結束”。但是，台灣方面作為中國內戰的一方，在未經內戰雙方談判、協商並達成共識的情況下，單方面宣稱“結束敵對狀態”，並不具備法理意義。更重要的是，從那時直到2008年，台灣當局對大陸的全面敵視、高度防範始終存在，並且成為發展兩岸交流、交往的最嚴重障礙。2008年以後，台灣方面對大陸的敵視、防範明顯減少，但其影響猶存，並仍然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嚴重干擾因素，這在兩岸關係的各領域都有所表現。顯然，完全結束兩岸敵對狀態，已經成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進程鞏固、深化的關鍵性步驟，而建立兩岸軍事安全互信機制，則是實現這一步驟不可缺少的前提和基礎。這從根本上決定了，建立兩岸軍事安全互信機制，完全不同於已建立的各種軍事互信機制。兩岸軍事安全互信機制不是單純的兩岸軍事關係問題，而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進程的重要組成部分，就是這一機制最重要的兩岸關係特色，是建立這一機制時最基本的依據和出發點。顯然建立兩岸軍事安全互信機制，不是保持兩岸軍事關係現狀，而是持續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進程，這是這一機制建立和運行的最重要目的。
認識與把握建立兩岸軍事安全互信機制的兩岸關係特色，不僅將直接決定這一機制的能否建立，而且還將決定建立這一機制，對於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進程的影響。陳水扁執政時期，一度熱衷於要與大陸建立“軍事互信機制”，台灣相關部門為此進行了一些研究，台灣的年度《國防報告書》也對之有所論述，但最後“無疾而終”。陳水扁出於推行“台獨”的目的，企圖通過建立所謂的“軍事互信機制”，以處理兩岸之間單純軍事關係的方式，保證“一邊一國”之間的所謂“軍事穩定”，實際上就是企圖消除大陸方面針對其“台獨”行徑的“軍事威脅”。陳水扁的圖謀理所當然地不能實現，從反面顯示了，僅從單純的軍事關係著眼，脫離兩岸關係大局，不可能建立兩岸軍事安全互信機制。馬英九執政以來，兩岸關係進入和平發展歷史新時期，台海局勢得到前所未有的緩和。在這個背景上，台灣方面對於建立兩岸“軍事互信機制”的關注不斷減少，在2013年度的《國防白皮書》中，僅一句話涉及這一問題。馬還一再表示這一問題“沒有急迫性”。
顯然，台灣方面仍然從單純的兩岸軍事關係，看待建立兩岸軍事安全互信機制問題。實際上，儘管台海局勢已大為緩和，但在台灣仍然存在對大陸相當廣泛的疑慮、畏懼，甚至一定程度的敵意，這對於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進程的鞏固和深化，形成了不可忽視的干擾。馬當局對於建立兩岸軍事安全互信機制的消極態度，明顯不利於消除台灣方面對於大陸的疑慮、畏懼和敵意。這些事態進一步揭示了，建立兩岸軍事安全互信機制，與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進程的密切關係。但是，認識和把握建立兩岸軍事安全互信機制的兩岸關係特色，並在此基礎上建立這一機制，對於兩岸都是全新的課題。顯然，只能堅持兩岸共同努力，進行實踐、摸索路徑、總結經驗，爭取比較順利地建立起這一機制，並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進程的鞏固、深化中，發揮其重要的積極作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