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1月10日電／我想真正接觸中國，了解一個新興市場是怎麼運作的。如果順利的話，我想在不久的將來擁有自己的公司。”來自馬來西亞的詹佳燊對《環球時報》記者說。今年24歲的他目前供職於中車青島四方機車車輛公司。
與記者採訪的不少其他在華外國人相同，詹佳燊認為，“千禧一代”與老一代在華外國人有明顯不同，比如更加有意識地通過社交融入當地，而不是老想著中國與自己國家的不同。“他們比以往更可能尊重中國的發展和創新的速度。而且，他們更願意走出自己的‘舒適區’。”詹佳燊舉例說，比如在華年輕外國人不再只使用WhatsApp，更願意使用微信;除了北上廣，他們也更願意待在中國二三線城市工作。
在濟南一家企業任總經理的莊世傑今年50歲，來自荷蘭。2008年，莊世傑到北京生活，直到去年。他告訴記者，十年前由於舉辦奧運會，中國仿佛成為新的“黃金東方”，北京商務社交活動上都是雄心勃勃想來尋找發展機會的外國青年。不過，那時中國勞動力市場需要在某個重要領域擁有豐富經驗的外國人，當時外國人社區“被牢牢控制在‘中國通’手上”，他們是在中國工作多年的專家或者經驗豐富的人士，拿著公司非常優厚的待遇。而很多年輕外國人當時沒能在中國立足。
“如今，‘中國通’變少了，有人退休了，有人因為中國的迅速變化使得他們的技能過時而離開。與此同時，來中國發展的絕大多數年輕外國人都是有備而來。他們主動學習漢語，並了解中國的文化和商業。”莊世傑說，不少人與他一樣，獨自到中國，沒有公司提供的優厚待遇。26歲的美國人吉米·塞倫特對記者說：“很多新一代外國人希望在中國創業，或者在創業公司工作。”
“我認為，除了語言技能外，‘千禧一代’並沒有比老一代外國人更適應中國。大城市的外國人抱團現象，讓他們在中國居住非常容易。”2002年來到北京的美國作家、歷史學家章志勱對《環球時報》記者說。他認為，“兩代人”的共同點包括，大多數人待了四五年就會離開，一些人沒拿到簽證，另一些人要去別的國家繼續深造，或者斷定在中國的生活存在“質量問題”。莊世傑認為，世界許多地方的反全球化趨勢可能會讓一些人不傾向於到中國學習工作，與此同時，想要最好人才的中國也會對來這裡的年輕外國人“比較挑剔”。
美國人塞倫特希望，北京在交規方面能執行得更嚴格些。當然，他認為北京好的地方多於不好的地方。每年，他都會參與組織北京精釀啤酒節。其間，他會告訴世界各地的釀酒人，為何他把北京稱作自己的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