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3月29日電／1968年11月8日，秘魯政府在全國農業代表大會上授予老華僑戴宗漢一枚“農業功勛章”，贊譽他為“秘魯農業功臣”。這位老華僑，是廣州市白雲區人和鎮高增村人，是一位著名的秘魯僑領。他和他的家人與上世紀80年代享譽體壇的中國女排有著不解之緣。曾有段時間，他每隔一年就要到華僑新村住上半年。他的一生，是廣東華僑可歌可泣的出洋史的一個縮影，也是國人在艱苦卓絕的環境中，不懈奮鬥，改變命運的縮影。
廣州日報報道，現在許多人對華僑在100多年前於美洲修築鐵路的偉大功績已經比較熟悉，但他們的另一項傑出貢獻可能相對少有人知道，那就是對農業的貢獻。從傳統的農業大國、也是農耕意識最強的國家走出的華僑們一旦在當地站穩了腳，扎下了根，就開始將目光投向那大片未開發的沃原。其中華僑數量特別多的秘魯，其農業體系受華僑影響至為深遠。
扎根異鄉七十年的“秘魯農業功臣”
戴宗漢出生於一個貧苦家庭，父親靠打魚維持一家生計。戴宗漢6歲開始隨父做農活，10歲讀書，兩年後失學。為生活所迫，1918年，年僅16歲的他帶上一張舊毛毯，幾件舊衣服，搭上日本貨船，遠赴秘魯，開始了艱苦的創業史。這一去，就是70多年。
戴宗漢先後在百加米紋、古擔郎、南巴益忌等地墾荒，改瘦地為良田，變荒漠為糧區。他不但不避艱辛，奮力勞作，而且肯動腦筋，善於研究改革耕作技術，把中國的耕作技術傳授給當地農民。經過長期的探索實踐，創造了“平面彎形引水法”，實現自流灌溉；並善於培育良種，大膽改革插秧技術，探討推廣疏播育壯秧的方法；同時重視引進農用機械，興辦現代磨坊；還辦起了全秘魯第一科技種植樣板田，第一個養豬中心場。
1968年11月8日，秘魯政府在全國農業代表大會上授予他一枚“農業功勛章”，贊譽他為“秘魯農業功臣”。在秘魯，他對於貧苦農民常常不吝幫助，如義務傳授農業生產技術，指導耕作，借貸款幫助他們發展生產。1970年秘魯華拉斯發生大地震，他捐資100多萬秘魯幣救濟災區，並親自駕車運大米、食糖等物資前往災區救濟災民。為解決秘魯青年就學，捐資300餘萬秘魯幣建起了一間中學，贈送一台X光設備給利馬醫院。還在利馬市開辦商業電台，向海外僑胞傳遞祖國信息。他無論在秘魯人民還是華僑之中，都享有極高的聲譽。
作為歷史悠久的秘魯中華通惠總局領導人之一，早在1964年，戴宗漢就捐資20萬元給家鄉高增村興建同文中學(即現在廣州市七十三中學)。之後又與家人多次捐款給暨南大學、高增小學、人和小學、廣州市七十三中學等，用於購買教學、科研設備，擴建、改造校園等，並有多筆捐款用於廣州多處的修路、醫院、少年宮等。
有一次，戴宗漢正和家人回廣州探親，聽到第九屆世界女子排球錦標賽將在秘魯舉行，當即吩咐女兒戴碧媛速返秘魯，為中國女排安排好食宿等事宜。女排勇摘桂冠後，教練袁偉民滿懷深情地說：“女排奪得世界冠軍，是和華僑的支持、鼓勵分不開的。” 他還特別提到戴宗漢一家對女排的支持。戴宗漢在華僑新村的故居，是按照他在海外的住宅的形式、大小、方向和結構等進行設計的。夫婦倆每隔一年便回來住半年。1988年，戴宗漢被授予“廣州市榮譽市民”稱號。
白手起家的華僑改良了秘魯農業
1849年，首批75名契約華工抵達秘魯卡亞俄港。之後的25年，有大約12萬名華工抵達秘魯，當中大多是廣東人。這是一段充滿了艱辛與血汗的歷史。許多華工因漫長海上航行的惡劣條件喪生，還有很多，倒在大洋彼岸艱苦的勞動環境中。
早期華工從事的是強度最大，勞動環境惡劣，待遇差的工作，比如開礦、開採用作肥料的鳥糞，修築鐵路，等等。即便如此，他們中的一部分人，憑借卓越的眼光、過人的毅力和靈活的頭腦，還是擁有了一定的積累，為自己的未來事業攢下了寶貴的啟動資金。假以時日，終於出人頭地。
戴宗漢毫無疑問是赴秘魯華僑中的傑出人物。在那些年代前往南美洲的華僑中，有不少類似他這樣白手起家，以砥礪奮進和精於積累，成就一番事業的人士。知名農業巨子劉金良是第一個在秘魯創辦農場的華僑。1922年，他在秘魯北部的巴加司馬育開辟了2300公頃耕地，除了種植棉花和稻米以外，還養了幾千頭牛。
華僑對秘魯的農業發展貢獻極大。有研究者指出，最初抵達秘魯的契約華工多被分配到秘北部沿海地區的種植園，比如瓦巧(Huacho)、卡斯馬(Casma)、特魯西約(Trujillo)、皮烏拉(Piura)等地。契約華工大多為農民，具有豐富的農耕經驗，他們將種植稻米、甘蔗、蔬菜、雜糧等方法經驗傳授給當地人，並從中國引進良種，提高了秘魯農業單產。比如，優良稻種“中國白”和“中國雷丁”都是從中國廣東、福建等地引進的優良稻米種子，使每公頃產量達6000公斤，遠遠超過其他品種每公頃2000至3000公斤的產量，而且能夠實現一年兩熟。至今秘魯人稱呼許多中國蔬菜，如姜、白菜、菜心、苦瓜等都是根據廣東話發音，而不是採用拉美傳統的西班牙語叫法。
1871年利馬的一家報紙承認“秘魯的大片莊園特別是沿海地區，目前都是中國人在那裡開墾種植”。當地詩人阿羅納的一段評價被廣泛引用：“在秘魯沒有一個地方你找不到中國人，沒有一項工作他們不能勝任”。這是對華僑過人工作能力的認可和贊許。
有學者指出，由於華工的參與，1875年秘魯甘蔗產量比1820 年增長了5倍，糖產量由1870年的200多噸增至1880年的8萬噸；棉花出口則由1865年的0.89萬擔增加到1873年的9.94萬擔。硝石產量也迅速增長，其收入等於秘魯其他收入總和的3倍，其中華工的貢獻最大。此外，19世紀初期英國推行集約農業和德國發展化學對鳥糞產生大量需求而導致的“鳥糞經濟”，令秘魯鳥糞產品從1830年的7000噸劇增到1860年的40萬噸左右，鳥糞出口成為國家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華工是其中出力最多的群體，同時也付出了巨大的犧牲。
促成清政府將目光轉向南美 開辟前所未有的外交領域
數量龐大的秘魯華僑，還直接促進了當時中國外交領域的拓展。初期華工的待遇非常惡劣，契約期滿的華工承擔起了向清政府控訴華工悲慘遭遇的任務。在清政府及國際社會的壓力下，秘魯政府開始採取措施改變華工狀況。
1872年5月28日，秘魯船只“瑪耶西”號運載225名契約華工在駛向秘魯途中，由於氣候惡劣，船只於6月10日被迫駛入日本橫濱港。忽然，一名華工跳船游向英國船只“義融公爵號”。“瑪耶西”號虐待華工情形被公之於眾。這起外交事件在國際上和秘魯國會引起強烈反應，要求改善華工條件的呼聲日漸高漲。最終，1873年6月、7月和10月，秘魯國會分別出台法律，規定華工周日可以休息，規範勞動時間，要求超出勞動時間需支付加班工資，卡亞俄省必須登記華工，以便其契約期滿可以返回中國。1873年12月27日，澳門正式終止了中國苦力運輸。
1873年，李鴻章代表中國政府與秘魯總統特使葛爾西耶進行交涉並進行建交談判。經過多次交涉，1874年6月26日，中秘兩國在天津正式簽署了《中秘友好通商行船條約》，正式建立了外交關係。研究者指出，華僑、特別是契約華工問題使清政府將注意力投向拉美國家秘魯，並促使兩國建交。秘魯成為第一個與清政府建交的拉美國家，開啟了晚清外交近代化的進程，也使清政府接受近代西方國際法觀念和外交行為規則，改變其對海外移民的政策，並就此開始了一系列“護僑”的官方行為。在這個層面上，秘魯華僑發揮了遠超於自己所從事的專業領域的作用。一代代華僑通過奮鬥，成功融入當地，為當地經濟、社會的良性發展貢獻力量，作出許多突破性的創舉。從他們身上，我們可以看到中國人“走出去”的無限可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