緬北七十年
那是上世紀四十年代，國家離亂的時刻，很多不可逆轉的選擇都在那時發生了。很多門輕輕關上，那聲音輕不可聞，要很久之後，人們才後知後覺。
到了緬甸，李光鈿認識了一位叫楊增芬的雲南女子，她本是大家閨秀，逃難到了緬甸，“賢淑端莊，通情達理”，兩人成了家，生了一子三女。
華人當時在緬甸的地位並不高，只有兩個選擇，要麼做生意，要麼做苦力。
李光鈿以他在戰亂時的生存經驗，來對抗饑饉和貧窮。他開過雜貨店，修過橋、補過路，六十歲還在礦山挖玉石，在陌生土地播撒求生的種子，總算是把四個孩子都拉扯大了。
他有自己的固執，讓四個孩子都上華人學校，從小讀中文詩，寫繁體字，受的是最傳統的中文教育，按中國人的方式生活。至今，長子李玉明的車里放的都是中文歌。
李玉明記得，一家最艱苦的日子，是在上世紀九十年代。緬甸的暫住證分區域，他們一家拿的暫住證，只能在伊諾瓦底江北岸活動，而北岸政局動蕩，民族地方武裝割據，一家人東躲西藏，朝不保夕。
所謂暫住證，是外國人在緬甸的居住證明。持此證者，需要每年向緬甸政府納稅，且外出、經商等活動都會受到限制。
並非不可以結束這種局面。只要入了緬甸籍，這一切限制都可迎刃而解。但李家所有成員至今都未入籍。被問到如何定義自己的身份，李光鈿揚起手揮了揮，告訴記者，“我們是客人，是在緬甸作客。”
家里人都知道，他一直想回家。回中國。
“要什麼證件？”
回國並不容易。
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遠征軍”在緬甸都是個敏感詞。一位中緬印戰場的研究專家說，緬甸此前是英國的殖民地，當時遠征軍因為支援英國而進入緬甸，也因此被視為侵略者。
在緬的最初二十年，李光鈿從沒跟孩子提過自己從軍的經歷。直到長子李玉明十五歲那年，有老兵組織找來，他才雲淡風輕說了幾句。並嚴厲提醒孩子，不許往外說。
到了九十年代，這種觀念漸漸鬆動，大陸也走向開放，李光鈿帶著妻子、兒子回了家。剛到宣威，妻子突發胃穿孔，在宣威去世、火化，他只好倉促帶著骨灰回到緬甸。從此吃素。
1997年，他帶著兒子再次回國，心心念念要把大家族搬回雲南，從此不再回緬。他順利拿到身份證，但是公安機關回復，四個孩子生長於緬甸，沒辦法認定為中國人。他不願一人在中國生活，只好垂喪地回到密支那。
有個女兒定居台灣，他有陣子也想去台灣看看。台灣要求他提供入伍時的證件。說到這裡，他激動起來，反問了五次，“我們是中國抗日戰爭的兵，這還要什麼證件？”
他看起來有些失望。那是一種不被承認的失落感，“國民黨”、“抗戰”，都成了他的包袱。他們在炮火中、屍體堆里走過的幾千里路，沒有人在乎。
他只好把簡歷寫在一張紙上，塑封好，每逢人來了，就拿出來給人看。上面第一句話是，“退伍軍人李光鈿，籍貫雲南省宣威縣輝棟村人”。年紀大了，他說自己只能用這個證明自己的身份。
他興興頭頭的，給大家看完簡歷，又把一個鐵皮箱子從床底拉了出來。那箱子是他從中國帶來的，有些年月了，坑坑窪窪，表面都泛青了。打開，露出一枚金色的勛章，五角星、和平鴿和橄欖枝在上面閃亮。那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紀念章。
2005年，抗戰勝利60周年，中國駐緬甸大使館把勛章轉交給他。他因此得到安慰，一有客人拜訪，就要拿出來戴上給人看。
永遠的異鄉人
清明節這天，緬甸華人也放一天假。李玉明拿上柳枝、榆樹枝，去給母親掃墓。把樹枝立在墓碑左右，這是雲南的風俗，他們保存至今。
在華人墓園里，李光鈿給自己和妻子立了個高大的合葬墓，一副對聯，字刻得蒼勁有力，上書——“遠征異域青史長留英勇績，竟業營生白髮不變愛國心”。
李玉明說，父親知道自己可能是回不去了，準備百年之後落葬於密支那。墓志銘已經寫上去了，一共三百字，有一半都是在講他投軍、受訓、輾轉於各個戰場的經歷。
正值黃昏時分，伊諾瓦底江畔，陽光晃眼如金線，一線線的金粉就那麼灑落在上百座華人的墓碑之上。
墓園里，其他遠征軍的墓碑也都寫了長長的墓志銘，細細去讀，又是一個烽火年代離亂的故事。
他們都曾牽掛故土。另一位已逝的河南籍遠征軍鄧鼎，憑著腦海中的記憶，在密支那建了一棟和河南老家一模一樣的房子。兒子鄧恭標記得，上世紀80年代初，老家第一次來信，父親攥著那薄薄的兩頁紙，一個人在院子角落“嗚嗚”地哭。
生起氣來，鄧鼎總是眉頭一皺，充滿怒氣的河南口音就出來了，“沒有你們這些小雜種，我早就回河南去了。”
他們的故事，全都從三四十年代的中國開始，穿越千山萬水，最後終老緬北小城。迢遞山河之外，是他們的故鄉，但他們都沒有活著回去。
活得最長久的李光鈿，如今也免不了把以前的事兒過電影一樣想一遍。他告訴兒子李玉明，自己記憶最清晰的是，小時候學校後面有個釣魚的水塘，宣威山中有個石洞，他常和同伴在那兒玩耍。
如此漫長的歲月過來之後，他最常咂摸的就是這些，童年的快樂，和家鄉的山山水水。
多年前他還是個小男孩，在老家河邊靜靜坐著，盯著水面，手里拿著一根魚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