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從西方國家一直堅持對中國高技術禁運來看，他們在瞅著中國在GDP上超越一個個老牌資本主義國家之後，仍然堅信對中國的科技優勢。有“科技”的美國，有“科技”的德國，有“科技”的日本，但是在他們的眼中還沒有“科技”的中國。
這種心理優勢是有歷史原因的。因為在240年前，當工業革命的號角在歐洲吹響的時候，中國還是一個信奉程朱理學、“言不合朱子，率鳴鼓而攻之”的封建國家。在清朝統治者和士大夫的眼裡，科技知識視為“形而下”，發明創造稱為“奇技淫巧”。1792年，作戰有功的武英殿大學士兼軍機大臣福康安，面對英國特使馬戛爾尼檢閱英國衛隊新式武器操練的邀請，傲慢地說：看亦可，不看亦可。這火器操作，諒來沒有什麼稀奇。終於，傲慢的“天朝上國”在船堅炮利、貿易立國的西方國家面前，輸得一敗塗地。
在空前的失敗面前，中華民族的表現無愧於一個擁有5000年文明史的偉大民族。從清末洋務運動開始，中國人就開始努力尋找各種“救國圖強之道”。每一次的失敗，並不僅僅是一篇我們看到的文字歷史，而都意味著巨大的犧牲和倒退。縱觀世界近現代史，像中國這樣制度變化頻繁、思想衝突之劇烈的國家十分罕見。洋務運動33年、戊戌變法3個月、辛亥革命僅一年革命果實就被袁世凱竊取、北洋軍閥在中國走馬燈般的你來我往，最後得到的卻是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在一次次的失敗面前，中國人不惜以最深刻的反思來檢討自己曾經輝煌的制度和文化。“五四”運動帶來的不僅是“德先生”“賽先生”在中國的崇高地位，而且激發了全體中國人的愛國救國熱情。而“五四”運動最具歷史影響力的結果，就是中國共產黨的誕生。
為什麼說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道路是歷史的人民的選擇？這個問題曾經無數遍出現在課本上。從本質上來看，這一選擇為當代中國的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英國著名經濟學家安格斯.麥迪森2003年所著的《世界經濟五千年史》，曾經測算過中國從1820年開始到1950年的130年中，除了1870年到1913年40年是GDP正增長以外，其餘90年全是負增長。而同期西方主要國家(英美日)均為正增長。負增長將近一個世紀，這對於現在的我們來說是不可想象的，日本負增長也不過2多年的光景。在這種經濟條件下，是不可能創造良好的科技發展環境。而舊中國動蕩的政治環境和多次受外國侵略，就更加雪上加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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