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6月底，“甕安事件”發生時，我正好在貴州省給省委中心組講課。石宗源書記那天沒來聽課，因為“甕安事件”發生後，石書記第一時間趕到前方處理突發事件去了。甕安縣縣委書記王勤平時不抽煙、不喝酒、不打麻將、不進歌舞廳，上任7年讓甕安的GDP翻了一番，抓經濟建設可謂成績顯著。據說當石宗源書記追究責任找他談話時，他覺得冤得不行，說黨的要求我都做到了，GDP也翻了一番。石書記說，你現在不要講這個，你就說說縣委、縣政府、縣公安局怎麼都讓群眾給燒了？
我覺得，甕安出了那麼大的事，王勤被追究責任時之所以還感到“冤”，反映出其錯誤的政績觀和社會正義感的缺失。近年來，這種現象為數不少，一些人以為經濟發展就是一切，片面理解黨的工作重心，用利益取代正義，好像發展倒成了目標本身。這讓我想起恩格斯批評第二國際伯恩斯坦的話，“運動就是一切，目的是沒有的”。個別人為了經濟發展和GDP增長，甚至不惜以犧牲社會正義為代價，最後導致原則模糊不清甚至喪失。
“一切問題都能通過發展來解決”“以空間換時間”，這些提法和觀念近年來大行其道，包括對邊疆地區、少數民族地區問題也採用同樣的辦法來解決，增大投入、促進發展這固然重要，但“用錢來擺平一切”的思路到底行不行得通？有些事究竟能不能依此來擺平？我覺得不行。
在這個過程中，一些共產黨人在原則面前喪失了堅定性。導致在內部，一些群眾對我們產生了疑問、失去了信任；在外部，我們也失去了一些發展中國家的擁護和支持。
段時間裡，我們致力於搞大國關係，想加入“富國俱樂部”。去年底，在一個學術討論會上，一個著名大學的著名學者公開講，中國人要有富人心態，要加入富人行列、跟富人在一起，不要老跟窮人混在一起。這種心態和論調，今天居然可以登堂入室成為我們的一種理論，真是豈有此理！
這讓我想起1997年參觀美國西點軍校時的一件事。參觀期間，時任美國駐華陸軍副武官胡伯中校陪同我，他是西點軍校1978年的畢業生。當時，西點軍校的紀念館內陳列著抗美援朝戰爭時期上甘嶺戰役中的537.7高地和597.9高地兩個模型。胡伯中校指著模型對我說：“我在西點上學時學過這個戰例。這兩個高地你們當時只有兩個連守衛，我們七個營輪番進攻，就是攻不上去，我不知道為什麼。”
這件事給我印象極深。我們當年只靠兩個連守衛這兩個高地，但美軍七個營輪番進攻，就是攻不上去。而在今天，思想戰線的鬥爭也如同爭奪“高地”，我們還有沒有如此堅強的隊伍？還能不能在“炮火硝煙”中仍然高高擎起陣地上的旗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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