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短文後來被取了個“響亮”的名字——《脫亞論》。“對待支那、朝鮮，沒有必要因其為鄰邦而有所顧慮，而應按西洋人對待此類國家之辦法對待之。”文中從頭至尾，都彌漫著對亞洲文明的種族蔑視，充斥著對西方列強的擴張崇拜。
其實，福澤諭吉還對中國有這樣的描述：“支那是天興的富國，大河直通四境，有舟楫之便，金銀銅鐵，礦脈歷然，沃野千裡，可謂東方田園。”
蔑視與覬覦，構成了近代日本對華的複雜心理。而當這種侵略擴張思想，走出書齋和報章，向日本全社會蔓延後，日本軍國主義的系統理論和實施方略，也就日漸面目猙獰。
1894年的甲午戰爭，成為日本軍國主義野心的一次賭博式嘗試。隨著《馬關條約》的簽署，日本得到兩億五千萬兩白銀的戰爭賠款，超過日本全國四年的財政收入總和。一名日本財政官員驚嘆：“在此之前，從未讀到數萬萬的大數字。”而這筆“朝野都認為是無盡的財富”，又激起了日本軍國主義者更大的侵略野心。
甲午戰爭結束後，日本軍國主義的戰爭機器不僅沒有停，而且對准中國，保持高速運轉。其所獲得的戰爭賠款，相當一部分用在全面侵華戰爭的各項准備上。不僅如此，日本軍國主義在思想煽動和社會動員上，更是一刻也未曾放鬆給全面侵華戰爭“蓄勢”“加油”。
極力鼓吹“種族優越論”，把日本描述成“神國”，叫囂“大和民族最優秀”，將侵略戰爭美化成優等民族對劣等民族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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