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經過修憲、簽署新的《日美防衛合作指針》 、通過“新安保法案”等連貫措施，日本一步步解禁自衛隊的使用界限，令其從准軍隊逐漸向真正意義上的軍隊過渡，並突破地域限制，使之能夠介入域外國家和地區事務。這些行為嚴重挑戰國際秩序，是其國內軍國主義“巨獸”對戰後體制的猛烈衝擊。日本高調介入南海，從短期來看是其意圖轉移在東海與中國的矛盾，形成“兩海聯動”的局面，旨在挑動南海一些國家展開“蜂群攻擊”，從而掣肘中國，減輕日本在東海方向的壓力。同時，在表面策應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借助美國的力量“狐假虎威”，暗地里推進“南進策略”，與1936提出的《國策基準》計劃“一脈相承”。從長期來看，日本的“大國情結”與軍國主義交織在一起，共同構成了其外交政策的“動力基礎”，從而決定了日本極端右傾化行為的“上層建築”。因此，日本國內的“不安分”思想氛圍一日不去，就根本不可能談中日邦交正常化進程，更不用指望其放棄“四處點火”的做法。
有分析認為，稻田朋美作為安倍極為倚重的“得力幹將”很有可能獲得“繼承人”的身份。因此，日本的挑釁行為或將是長期且愈加激進的。正如中國駐日大使程永華所表示的那樣，如果日本自衛隊參加美軍在南海實施的“航行自由”行動，就是跨越了中國不可退讓的界線，中方對此絕不容忍。如果日本繼續固執地奉行“干涉主義”，損害中國主權利益，必將吞下自己親手種下的惡果，也必將落得個“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的下場。（作者：馬建光——單位：國防科技大學國際問題研究中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