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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偉文 |
中評社廣州10月9日訊 一提到香港填詞人，我腦海中就浮現出黃霑、黃偉文、林夕的名字，他們代表著香港粵語填詞創作的幾代人。在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風靡大陸的港台流行歌曲，將一股以粵語方言的表達形式，浸透著香港商業文化氣息的地域音樂帶給了內地聽眾。當時內地剛剛改革開放不久，人們已經習慣了六七十年代歌曲中那種富有革命氣息、朝氣勃發的剛勁風格，而以粵曲小調唱出的那種細密綿長、嗲聲嗲氣的風格，回歸個人豐富情感、回歸日常生活的歌詞主題，的確讓人們耳目一新，所以印象極其深刻。而那時的香港填詞，早已經發展到爐火純青的地步。
黃志華等著的《詞家有道———香港16位詞人訪談錄》(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一書從詞史的角度來看待香港詞人的風雨四十年，通過對話的方式，講述了他們的人生、性情以及創作藝術的歷程。
一提到填詞這種古老藝術，我們首先會聯想到長袖飄飄的宋人，他們對日常生活精致的審美與極為豐富細膩的情感表達，使得詞這門藝術浸透著優雅的氣息，作為中國士大夫階層展現心志、情趣和修養的藝術形式，詞被這些生活在香港這個島嶼上的詞人們加以繼承改造。生活在現代香港的詞人們，受到商業文化的熏陶，已經不複往昔個人的“純藝術”性，他們從日常世界、世俗生活、市民習性中尋找靈感，並在歌詞中說出大眾的感受，同時他們還得嚴格遵守著行業行規和約稿者的要求，這使得早期的歌詞從一開始就具有多重的複雜性。第一代填詞人鄭國江就認為，早期詞人的創作始終和香港這座城市的變換密切相關，詞人們憑借著自身的敏銳嗅覺把握著香港的文化脈搏，他個人的成長經歷就印證了香港城市的發展、娛樂文化的興起；進入七十年代後，香港金融業風生水起，已經成為全球第四大金融中心，詞人們方才真正開始承擔起這個記錄者的義務，詞人是觀察者、在場者，他們是香港文化乃至整個市民生活的發言人。這本《詞人有道》的意義正在於此。詞人與一座城市的文化史、文化記憶之間的關係，繁密複雜，他們掌握的語言、韵律都是一個媒介，用來溝通不同身份的人的內心。到了九十年代末的金融危機之後，頽廢、悲觀、對未來充滿焦慮和不安全感普遍彌漫於整個香港社會，以頽廢唯美出名的林夕在新一代詞人中聲名鵲起，如日中天。年輕的林夕曾經一邊抽著煙寫詞，一邊讀著蘇東坡的詞，北島、顧城的詩，在歌詞中寫著總也參不透的偈語。在金融起落中迷失的一代香港人，正需要這樣的心靈安慰。
由此可見，如果以嚴格的角度來審視香港文化的發展歷程，詞人的身份地位，藝術成就和文化影響，都是可以肯定的。在這些粵語歌詞中，大到政治、國家、民族、男兒志向，小到市民的日常生活、愛情，都有淋漓盡致的揮灑。一定程度上，詞的歷史就是香港人的心態史。
同時，粵語歌詞的創作，不僅僅只是商業文化促就的流行快餐，它同樣面臨著諸多糾結：面對一個廣闊、革命、社會主義的大陸，地域性、制度性、文化審美趣味的不同。首先，以粵語為主要表達形式的地域方言，在輸入大陸的過程中就會遭遇到方言上的困難。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後來中國大陸出現了粵語流行歌曲的國語版，兩者並存了很多年。其次，越是多元化的文化消費需求使得詞人們的創作也開始更加風格多樣。粵語歌曲中濃厚的地域色彩和巨大的商業利潤也激發了大陸本土唱片公司挖掘自己的歌手，創作自己的流行歌曲，抒發自己的情感，但其商業操作手段始終不如港台成熟。有香港文化“教父”之稱的梁文道對香港本土的音樂有著深刻而獨到的認識，而他與詞人林夕的對話也說明了這個問題。從梁文道對香港文化的審視中，能夠看出在香港巨大的文化產業鏈中，詞人們實在功不可沒。有時候，決定一首歌的好壞，詞人的作用至關重要。至少，在我們青春懵懂的年紀，這些來自港台的聲音，抒情的歌詞，激發了沉潛在我們心底的某些東西，使得青春記憶和那些感動人的歌詞永遠聯繫在一起。
當然，詞人也有詞人的寂寞，在尖沙咀散步的黎彼得，做司機的黎彼得，吃龍蝦的詞人，吃燒烤的詞人，詞人們並非我們想象的那樣成天在娛樂圈混日子，出入身邊皆有明星。黃偉文、林夕就坦言創作帶來的壓力。民粹、政治、喜劇，對於民生與政情，香港經濟起起伏伏，心情顛顛倒倒，他們都承擔得起，走過來了。詞人們依舊是寫著詞，書寫著這個城市的故事與表情。尖沙咀、九龍的燈火、島上看著船只往來，最繁華的世界，詞人們保持著難得的淡定。也許對於林夕、黎彼得、潘源良來說，詞無論到了什麼時候，對於“詞”，它都是一種手工品，需要耐得住人生的寂寞，需要慢慢地書寫，綿長地回味。
來源：羊城晚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