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壇缺乏這樣的證據：一位文學博士同時也是一位多產作家。梁鳳蓮很可能是個例外。而散文又是她寫作中的一個興奮點。她的寫作不乏人文學者氣象，諸如見識、學理、文化底蘊以及憂患意識等等隨處可見，同時兼具傳神的小說敍事技法，但這些顯然還不能完全構成“梁博士”的散文世界。“梁博士”是活在自己潛心營造的十足感性的氛圍裏，看上去碧空麗日，山光湖色，內心卻陰晴多變，極度敏感，就連行文的語速也每每如急管繁弦，使人心縮氣緊。她的文字綿密蔥蘢，跳蕩靈動，若無數條蜿蜒小溪匯成一江湍流，她也就成了一波又一波情緒的發源地和策動者。
阿蓮與廣州是一種難以剝離的親緣關係，此前出版的《情語廣州》可以作證。不過我讀這部《被命運催趕的夜晚》的過程中，卻對此有過瞬間的恍惚和疑惑。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南粵得風氣之先，熱辣辣一直位居中國改革開放的經濟前沿，廣州更稱得上一座小資味濃、中產者眾的現代時尚都市，便想像生於斯長於斯的阿蓮自然是春江水暖鴨先知，成為“都市風”的時尚代言人也很順理成章。事實卻相反，她給人的感覺竟可以用樸素形容，她對文學寫作的那種渾然忘我、義無反顧的獻身狀態，更非“勤奮”啦、“用功”啦可以泛泛指代的，在當下中國已堪稱稀少，幾近“落伍”。原來她的廣州不僅是一個地域存在，更構成了她的“文化表達的巨大的心理背景”，這是由於她“內心最隱秘的一角，盛滿了任何學說和文章都無法涵蓋的街巷經驗和市井甘苦”。
此後不斷傳來阿蓮“在路上”的消息，也不斷讀到她如同變戲法般“拋”出的一部部作品，有小說、有學術，更多的是散文。阿蓮既是行走者，也是書寫者，廣州是她行走與書寫的圓心和支點，卻看不清其未來的疆域和邊界
李敬澤批評中國作家喜歡走來走去，然後在大地上寫滿“到此一遊”，我有同感，但阿蓮卓然不群。她的獨往獨來是有擔承的，而且她多流連於澄明的人文山水而非熱鬧的自然風光，她的詮釋富於思辨深度而不是女性視角，她提供的是一種詩性的個人敍事而不是泡沫般的宏大話語。
那種姿態也可以稱之為“絕地反擊”。這可是阿蓮過去不多見的一種姿態。因為寫作之于阿蓮，已經成了一種近乎宿命的生存方式。她意識到，去萬里之外多倫多大學讀博士後的選擇，是怎樣一種生命之重。漫長的赴北美飛行旅途中，她倚靠舷窗遙對天宇，感到了從未有過的茫然失重，“為時間對我的遺棄，為空間對我的放逐”。寫作既然已成為她的一種生存方式，生存方式的改變，使得寫作這件事究竟意義何在一下子成了一個不容回避的問題。更嚴峻的是，“我需要寫作，或者寫作需要我嗎？這樣活著，以及生活著難道會有真正的關聯嗎？當文學是什麼成為一個可疑的問題時，我是可以輕盈轉身，還是只能面對？”（《夏季的萬錦》）阿蓮骨子裏其實是一個具有思辨氣質的不可救藥的理想主義詩人。
我們曾見到太多從不關乎靈魂的“形而下”散文，那些文字不肯投入什麼，不願追問什麼，而是最大限度地忙於“碼字”，機械化地批量複製輕飄瑣碎的生活流程。阿蓮卻向讀者展示出了另一片血色景象，深入進去勘察，我們不難發現閃爍其間的靈光異彩，並觸摸到那裏面的脈跳、體溫和血熱。
“生命給了我什麼樣的經歷，我只能做它的代言，或許，這是一個最好的藉口，也是最好的理由。”阿蓮對自己的寫作一向缺乏使命意識，卻有著根深蒂固的理想主義者的懷疑和痛苦。對一個普遍重實利而輕理想的時時代而言，阿蓮的這種懷疑和痛苦有些不合時宜，甚至微不足道，但既然信奉“生命是用來消耗的”，她就不會無悔，她就不可能改變那種與生俱來的宿命。這是一條看不見盡頭的漫漫旅途，且路人稀少，有風有雪，卻為阿蓮的寫作跋涉提供了闊大空間。從這個意義上，阿蓮真該為自己是一位作家而不僅僅是文學博士而慶倖。（作者：黃桂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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