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由廣東省委宣傳部、廣東省社科聯主辦的“嶺南大講壇•藝術論壇”首度在廣州市越秀區圖書館開講。廣東省文聯主席、廣東畫院院長劉斯奮重新拾起一個已是曠日持久的話題——“嶺南文化的得與失”。
出生于廣東中山一個文學淵源深厚的家庭，劉斯奮早年畢業於中山大學中文系後，長期紮根嶺南文藝界。1981年，37歲的他默默開始長篇歷史小說《白門柳》三部曲的創作，直到1997年，53歲時他才完成這部鴻篇巨制第三部《雞鳴風雨》的創作，並于當年獲得中國長篇小說最高獎——茅盾文學獎，成為廣東第一位也是目前唯一獲此項殊榮的作家。近年來，劉斯奮將關注點轉向繪畫方面，他的寫意人物畫突破傳統文人畫的圖式，被譽為典型的現代文人畫代表。
面對“嶺南文化的得與失”的話題，記者率先採訪了這位嶺南文藝界領軍人物。他犀利的話鋒間，隱含了對嶺南文化個性、問題與出路的深思熟慮。
1.嶺南文化是“雜交”的文化
記者：在近年來的不少討論中，嶺南文化是邊緣文化的觀點比比皆是。
劉斯奮：其實不僅是嶺南文化，同樣的質疑也存在于其他地域文化。只不過這些年廣東名聲在外。正如一母所生的不同兒女，地域文化既有共性也有個性，有的共性多一些，有的個性明顯一些。地域文化和它所隸屬的文化體系之間，既是統一的也具有相對的獨立性，不能因為其與文化母體相比表現出若干變異，就認為“沒文化”，這顯然不是一種多元的發展的觀點。
嶺南文化是一種“雜交”的文化，由古代百越族土著文化、大規模移民帶來的中原文化，以及來自西洋、南洋和包括非洲、美洲等地的異域文化“雜交”而成。一般地講，凡是“雜交”生成的，個性就特別突出。嶺南文化也是個性鮮明：不拘一格，不定一尊，不守一隅。
由於嶺南文化的內在基因確實也產生出這樣的現象，嶺南的文化鉅子往往都以“開風氣之先”著名，如：禪宗六祖惠能，就是使西來佛教成功地中國化的人物；而明代大儒陳白沙也是破除了對理學的尊崇，發展出自身的心學；近代以來，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等人，無一不是開全國風氣之先的人物。而相對而言，中國其他地域的較多是“集大成者”。
記者：所以說廣東文化界總無法持久地產生在全國叫得響的大師、作品？
劉斯奮：廣東會突然冒出一些在全國叫得響的奇人，好比康有為、梁啟超，但嶺南締造的許多“第一”，卻只開花不結果。如廣東人最早“發明”了電影，電影廠卻是在上海建起來並成為電影業中心的。當年陳白沙在京城成名，梁啟超也是要在離開嶺南以後才獲得最大的成就。這些，大概就與嶺南文化精英意識不足有關。
講到嶺南文化的創造力，這其中就隱匿著一對“得”與“失”的矛盾：嶺南文化往往表現為感覺敏銳，反應迅速，勇於嘗試，善於出新，開風氣的爆發力好；卻往往耐力不足，定力、持久力不夠，這使得發明創造難以做到根深葉茂。歷史上的嶺南，文化鉅子不時出現，卻從來沒有出現群星璀璨或眾星拱月的局面，往往是某個大人物突兀而起，卻看不到一個深厚的文化淵源和長盛不衰的流派，大約就和這一缺陷有關。
此外，嶺南文化由於內在的基因，決定了它“得”在能迅速衝破傳統文化中那些綿長、慣性的東西，調整傳統文化的某些偏頗，這一點上遠遠勝於內地；“失”在對文化缺乏一種虔誠、崇拜，眼光短淺一點，現世主義，缺乏那種十年磨一劍的氣度。
2.廣東能爭奪文化中心嗎？
記者：還有一種近似的提法，說近代廣東有“穿堂風”的現象。
劉斯奮：怎麼能叫“穿堂風”呢？近代廣東在全中國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可替代的，無論是近代革命還是改革開放都是這樣。近百年來，沒有廣東，中華文化怎麼打開門戶接受世界新潮流？
說到底，我覺得廣東能夠對整個民族文化起到這樣的作用已經非常了不起了，完成這樣的使命已經足以自豪了，不要強求它的文化非要在全國怎樣怎樣。在我們對待自身民族文化的內部構成時，恐怕不能獨尊哪一種地域文化，而排斥或貶損其他。
記者：也有人這麼說，嶺南文化的缺點就是中原文化的缺點；中原文化的缺點也就是嶺南文化的缺點。
劉斯奮：嶺南文化與中原文化本質上是同根同源的。從南越國開始到兩晉南北朝的中原居民南遷，再到後來兩宋中原地區再向嶺南大規模移民，基本奠定了嶺南文化與中原文化融合的完成，嶺南文化也作為中華傳統文化的有機構成而成形。因此我們看到，明代，廣東出現了為中華傳統思想文化作出重要貢獻的“白沙學派”(又稱“江門學派”)，嶺南江門人陳獻章(陳白沙)創立的“心學”，上承程朱理學，下啟陸(九淵)王(陽明)心學，成為中國文化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明朝末年又有中原向嶺南地區的大規模移民，自此嶺南和中原各地成為一體，嶺南地區人才輩出，文化創造不斷，難分嶺南嶺北。
記者：可是對比如今海派文化、京派文化的淩厲氣勢，廣東到底還需不需要在文化上爭奪一個中心地位呢？
劉斯奮：其實，文化的競爭力在本質上還要依附於經濟的發展，沒有經濟基礎，文化的輻射力、影響力不可能真正實現。我們說美國200年的歷史，但是好萊塢征服全世界，他們的文化你敢小看嗎？再說我們的漢唐盛世，不也是依靠強大的國力向國外輸出軟實力和文化嗎？
對比一些歷史沉澱深厚的內地省份，他們現在文化上的影響力究竟有多大呢？而廣東呢？佔據全國GDP1／7強，無論是粵語、粵菜還是其他，不是一股強勢力量嗎？更何況，中國發展到今天，對於文化的要求與過去已經有質的不同，過去是農業文明社會，崇尚的是農業文化，現在是工業文明、信息文明的社會，必須要有一種全新的文化與之相適應。繼續躺在老祖宗的蔭庇下自滿自足是沒有前途的。廣東目前正努力在全國率先實現現代化。一種從本質上有別于農業文明的全新的文明正在形成，從而為廣東省文化建設提供了堅實的現代基礎。應當說廣東的文化是大有希望的，對此我滿懷信心。當然要說全國文化的中心之一，這不是短時間就能完成的，需要一個相當時間的哺育、積累、提升。
就說廣州吧，1200萬人口中500萬是流動人口，可以說廣東經濟的迅猛發展吸納了全國的精英志士，多元的文化、觀點獲得並存，廣州就有點像文藝復興時的佛羅倫薩，吸引那麼多有錢的貴族、人才彙聚。在這樣的情景下，我們的政府更應該增強人才的流動性，為他們營造開明氛圍，為他們提供更多施展才華的機會。但是人才來了能不能成為大師，我們不能決定，可畢竟會形成一片藏龍臥虎之地，事情就一定大有希望。
3.不要用放大鏡看廣東人
記者：廣東人的“吃文化”、處處講吉利等個性，頗受指責，有人甚至說：“廣東人若不把吃文化後邊的無所顧忌的人性本質克服掉，廣東再發達也不可能在中華文化前進中起到領袖的作用。”
劉斯奮：這純粹是白操心！吆喝幾聲廣東人就不吃了？其實你說，全國哪個地方沒有這樣那樣看似特別甚至怪異的風俗習慣？為什麼單單要拿著放大鏡去看廣東人的這些方面呢？
俗語說“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中國幅員遼闊，民族眾多，各不同地域自然條件、歷史條件和人文氣質的差異，就形成了性質不同、形態各異的地域文化。當時中原人在交通十分落後的情況下，遠涉千山萬水，移民到嶺南來，說到底就是為了謀生，由此衍變出來的嶺南文化中的一些基因，比如實用主義，愛吃，寧願花錢請客不願意買畫看戲的個性，都是日積月累，有深層原因的。歷史形成的基因，怎麼去改？
其實，各種地域文化都有長處與不足，地域文化不應妄自尊大，坐井觀天，更不應以自身的地域傳統為標準，貶低排斥對方。現在來廣東的外地人越來越多，我不希望大家都帶著原來地域的眼光去看廣東人，去放大廣東人的習俗個性。說到底，在文化上的頻頻指責，其實暴露的是面對廣東經濟發達背後心態上的不平衡。（來源：南方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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