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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階段的印尼華人文學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08-01-29 11:50:10  


 
  ●戰前土生華人文學 

  土生華人民族主義運動的興起,助長了印尼土生華人報業的發展,也間接推動土生華人文學的成長。印尼土生華人紛紛辦自己的馬來文報紙。例如,蘇加武眉的《理報》(1901年),雅城的《商報》(1903年),泗水的《泗水日報》(1902年),都可說是這個運動的産物。土生華人作家,大部分皆與這些馬來報章有關。他們都是報人出身。 

  20世紀初,土生華人文學開始創作。前面提過的李金福,在這時期也撰寫以新聞故事爲題材的小說。這時期的土生華人文學作品,已經逐漸脫離神話的色彩,同時再也不停留在翻譯中國古典文學作品的階段上。根據梁友蘭的研究,土生華人出版的第一部小說創作是1903年吳炳亮寫的《羅宏貴》以及同年張振文撰寫的《黃生的故事》。 

  吳炳亮是新聞工作者,他寫的《羅宏貴》取材自當地的新聞故事。小說描寫一個有錢有勢的財主,爲了奪取良家閨女爲妾,不惜幹下傷天害理的事,後來秘密被人揭穿,最終飲彈自盡。張振文的《黃生的故事》寫的是一個發了橫財的商人,不願失婚的女兒再嫁給當地土著長官,致使女兒與該官員私奔的故事,情節曲折動人,裏頭有文化的衝突,也有感人的親情的描寫,最後的結局叫人意料不到。 

  上面這兩部小說,一部僅有88頁,另一部有100餘頁的篇幅。此後,土生華人作家的作品也源源問世。比較有名的作品包括陳文金的《顔燕娘》(1914年)和侯善良(原名朱茂山)的《被阻撓的緣份》(1917年)。張振文于1918年出版的《土女蘇米拉》也膾炙人口。 

  土生華人的文學作品,在20年代逐漸趨向成熟的階段,在題材與形式方面也比較多樣化。除了長篇及中篇小說外,短篇小說與劇本也出現了。作品的內容包括社會倫理、種族關係和男女私情。小說的背景不局限在印尼。此外,偵探小說與武俠小說也大行其道。這些偵探小說,有譯自西洋小說的,也有譯自中國小說的,但是,武俠小說全部是譯自中國小說。 

  在20年代及30年代的作家群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是郭德懷、史立筆、林慶和與包求安。像早期的作家一樣,報人出身的占大多數。郭德懷是作家兼報人。他所辦的《鳥瞰》雜志曾轟動一時。後來他對宗教發生了濃厚的興趣,寫了大量的宗教讀物,幷在30年代創立了“三教會”。郭氏的作品异常豐富,有小說、劇本、雜文、時事評論和哲學文章,其中,他的小說和劇本尤其受人歡迎。郭氏的名著《花江的玫瑰》是一部感人的作品,初版于1928年,曾多次搬上銀幕。它描述一個西爪哇膠園裏的華族青年管理人胡艾清以及中印混血女郎瓦爾茜蒂的愛情故事,情節曲折,人物有點神秘,要到結尾才能知道事情的真相。在技巧上,這部作品要比早期的小說來得高超。郭氏的劇本《“公益”的犧牲品》出版于1926年,也曾多次搬上舞臺。在這個劇本中,郭氏塑造了當時中華會館領導人的腐敗無能的形象,曾引起土生華人社會的關注。可是,郭氏的代表作是《迪辜爾的故事》,在1928年開始連載,1931年登完,1938年才出單行本,共718頁,是印尼戰前最長的小說,內容也最豐富,它描寫在1926年印共政變後,被流放到西伊裏安“迪辜爾”的各種人物的故事,勾勒印尼人生百態。 

  林慶和(筆名羅曼諾)也是記者出身,1929年開始寫小說,代表作是1934年出版的《奮鬥》。這部小說描繪了胸懷大志的華族青年,離開人口稠密的爪哇島,前往荷屬婆羅洲(即今日的加里曼丹)開荒的事迹。其中穿插了纏綿曲折的男女戀情,最後以喜劇收場。這部小說有點烏托邦的色彩,多少代表了當時一部分華人到外島拓殖的心聲。 

  史立筆曾經經商,也當過編輯,從20年代起寫小說。他比較出名的作品是《出家當和尚》,出版于1934年。同上面提到兩個作家有別,史氏的這部小說,是以印尼及中國爲背景。它叙述一個赴上海求學的華僑學生,迷戀歌女,返印尼後還念念不忘那段情,結果拋弃父妻,再度北上,故事是以悲劇收場:妻子自盡,父親破産,戀人病死,他自己看破紅塵,削髮爲僧。 

  包求安也當過記者,由于是基督徒,其作品不免存有宗教色彩。他比較出色的小說包括《懦弱的人》(1929年)和《啊,女人!》(1937年)。 

  在戰前,特別是20年代及30年代,土生華人作家作品豐富,報章雜志也如雨後春笋,這些報章雜志,是土生華人作家發表作品的主要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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