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訊／題：廣州是中西文化交流在泛珠三角橋樑和中心城市
廣州作爲我國海上絲綢之路最重要的港市，自秦漢以來即與海外諸國貿易通商，中外文化首先得以在這裡交流、融合，這對塑造嶺南文化的風格，作用匪淺。明中葉以降，歐洲殖民主義者東來，開始了 西風東漸的歷史。即使在明清嚴行海禁時期，廣州仍維持對外通商地位，由是西方文化仍能藉助于海上絲綢之路在廣州登陸，繼而向內地傳播，對我國近代歷史發展起了巨大推動作用；同樣地，中國文化也假道廣州流布海外，對人類文明作出重要貢獻。廣州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角色、歷史地位和影響，是其他城市難以相比的。認真回顧和深刻總結廣州在這個階段的歷史經驗，對繼續奉行改革開放政策，尤其是中國加入WTO以後不可避免的西方文化傳人，將提供决策上重要參考。
一、廣州成爲中西文化交流橋樑歷史的地理基礎
位處珠江三角洲頂點的廣州，東江、西江、北江在其附近入海，形成三江交匯地理形勢，故《漢書•地理志》稱番禺（廣州）“處近海”。秦筑靈渠和唐張九齡開鑿大庾嶺道，使廣州腹地不限於珠江流域而可抵達長江、黃淮流域，這是廣州作爲河港的優勢所在。而廣州作爲海港，通過秦漢以來開闢的海上絲綢之路，可達東、西兩洋，走上與世界交往道路。古代廣州城下，烟波浩淼，舟楫交擊，中外商賈雲集，蔚爲大觀。中外文化交流也伴隨政治、經濟往來而從未中斷。歷史早期如此，迨到明清時期，這種交流更由於廣東經濟地位上昇，區域開發進一步高漲而獲得空前發展。特別是明中葉以後，由廣州起航，經澳門出海，已經形成了由廣州至東南亞各國，至歐洲，至拉丁美洲等四通八達的海上運輸大循環，加上明清閉關政策，從而使廣州成爲東西方間的唯一貿易中心，同時也是中西文化交流中心。這種交流的先鋒就是西洋教士。對此，英國科技史專家李約瑟說：“在文化交流史上，看來沒有一件事足以和十七世紀時耶穌會教士那樣一批歐洲人的入華相比，因爲他們充滿了宗教熱情，同時又精通那些隨歐洲文藝復興和資本主義興起而發展起來的科學”。“總之，耶穌會傳教士們的貢獻雖說內容複雜，但却具有一種較高的投機性質。即使說他們把歐洲的科學和數學帶到中國祗是達到傳教的目的，但由於當時中西兩大文明仍互相隔絕，這種交流作爲兩大文明之間文化聯繫的最高範例，仍然是永垂不朽的。”而廣州即爲耶穌會教士最爲集中的城市之一。
歷史上廣州港，不但有珠江多處河港，而且有澳門港作爲自己的外港。屈大均《廣東新語•貨語》說：“以故內洋舟達澳門尤爲便捷，遵澳而放洋十裡。”澳門貿易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廣州貿易，澳門也就成了廣州的外港。屈大均曾旅居澳門，深切了解澳門作爲商品轉運站的作用。在《澳門》詩組中有“廣州諸泊口，最是澳門雄”之句。而澳門作爲中西文化最早交流中心，是舉世聞名的。西方傳教士也首先雲集澳門，再進入廣州和內地傳教。澳門這個特殊地位，恰如著名國學大師、北京大學季羨林先生所言：“在中國五千多年的歷史上，文化交流有過幾次高潮。最後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是西方文化的傳入。這一次傳入的起點，從時間上來說，是明末清初；從地域上來說，就是澳門。整個清代將近三百年時間，這種傳入時斷時續，時强時弱，但一直沒有斷過（中國文化當然也傳入西方，這不是我在這裡要談的問題）。五四運動，不管聲勢多麽大，祗是這次交流的餘緒。可惜的是澳門在中西文化交流中這十分重要的地位，注意之者甚少。我說這話，完全是根據歷史事實。明末清初傳入西方文化者實爲葡人，而據點則在澳門。”以地緣、親緣和史緣等關係，澳門和廣州在某種程度上連爲一體，廣州也同樣充當了 中西文化交流中心的角色。鴉片戰爭後，香港取代澳門，成爲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心。但廣州與香港關係與澳門相類似，西方文化同樣假道香港進入廣州。所以，廣州文化橋樑地位，不因歷史變化而動搖。
廣州又歷爲嶺南政治中心城市，從秦在番禺（廣州）設番禺縣治、南海郡治，經漢初爲南越國都城，三國時初置廣州爲州治，隋爲南海郡治，唐爲嶺南道治和廣州都督府駐地，南漢爲王都（興王府），宋爲廣南東路治，元爲廣東道治和南海路治，到明爲廣東布政使司和廣州府治，以及南海、番禺縣治，清因之，惟廣東布政使司改稱廣東省。廣州這個政治中心地位從未間斷和動搖，又極大地加强了它的區域文化中心地位。史稱：“五嶺以南，郡以十數，縣以百數，幅員數千裡，咸執秩拱稽受治于廣州之長。”這樣，各種文化資源和信息得以藉助于行政中樞力量集聚于廣州，爲明清時期中西文化交流提供有利政治基礎。
廣州同是我國長期對外開放城市，由此形成較爲寬鬆文化環境，也利于不同文化在這裡交流和融合。如唐代廣州發展爲外商賈雲集世界性貿易大港，伊斯蘭教、景教、摩尼教、猶太教、襖教等在廣州傳播。伊斯蘭教創始人穆罕默德（Muhammad,約570-632年）曾說：“求學問尤當去中國。”這應包括唐代最大港市廣州。宋代廣州城外有“蕃漢數萬家”，其中“番禺，有海獠（即從海路來的阿拉伯人）雜居，其最豪者蒲姓。”多種族、民族和睦相處，爲多元文化兼容、交流一種折射。廣州有這種優良文化傳統，爲以後更大規模中西文化交流開闢了寬廣道路。
二、中西器物文化在廣州的交流
器物文化是最直接、最實際、因而也是最容易爲人接受的一個文化層面。西洋傳教士爲了達到傳教目的，也首先從傳播西方先進科技器物入手，以博取官民的信任和青睞，客觀上取得文化交流效果。澳門自葡人租據以後，即成爲西方近代科技器物傳入內地大本營，首受之區即爲廣州。西洋火器以其在軍事上作用巨大，明中葉以葡萄牙所造“佛朗機銃”（火炮）爲先由閩廣商人從南洋傳入，首先在民間流傳，繼而爲官府使用。按中山大學戴裔煊教授說法，我國始有佛朗機銃炮，應在嘉靖二年（1523年）之前。嘉靖三年（1524年），在南京開鑄這種火炮，幷徵用廣東工匠作技術指導。史稱明兵部議“佛朗機銃非蜈蚣船不能駕，宜幷行廣東取匠，于南京造之”，獲皇上允准。另時兵部尚書崔景榮也在奏摺中稱“廣東有工匠，曾在澳（門）中打造者，亦調二十餘人，星夜赴京”。這裡說的廣東工匠，理有相當一部分集中在廣州。另有記載：明正德十六年（1512年）東莞縣白沙巡檢何儒曾獲悉在葡萄牙船上工作的中國人楊三、戴明熟悉歐洲船隻和火銃技術，報告海道副使汪鋐，後得兩人協助，在東莞“如式製造”。東莞與廣州近在咫尺，又爲廣州府屬縣，當可爲廣州鑄炮明證。西洋火炮後在全國推廣，在明清政權交替戰爭中發揮很大作用。
入清以後，特別是到雍正時禁止西方宗教傳播，西洋火器技術傳播因缺乏中間媒介而中斷或停滯不前。直到鴉片戰爭期間，林則徐在廣州積極備戰，廣州重新成爲西方軍事技術在我國中心。戰爭之初，林則徐就組織人力翻譯西洋關於製造槍炮圖書資料。道光二十年（1840年）從美國駐廣州領事購得“劍橋”號軍艦一艘，是爲我國近代最早一艘軍艦，還先後從歐美各國購得西洋火炮200多門，配置于珠江各要塞炮台，在抗英鬥爭中發揮重要作用。甚至連道光皇帝也爲西洋火器威力所折服，要求廣東當局仿造。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上諭說：“海疆防禦，自重戰船，降旨飭令粵省酌籌製造”。這刺激了西洋火器技術在廣州傳播，各種火器試驗接踵而起。戰時廣州士紳潘仕成參照英艦形制，仿造出可容納300多人戰艦一艘，被視爲我國最早建造的西式戰艦，同期，廣州知府易長華也仿造出一艘可裝25門火炮、容納兵員200人戰艦。潘仕成還與美國人合作，使用中國原料，研制出新式水雷，在當時是一種殺傷力頗大武器。一些研制這些新式武器的著作也應運而生，如潘仕成《攻船水雷圖說》。任職廣東的福建人丁拱辰不但在廣州城郊燕塘鑄炮，還寫有《演炮圖說》（後被魏源收入《海圖圖志》）、《西洋制火藥法》、《鑄造洋炮圖說》、《西洋用炮測量說》、《西洋炮台圖說》等書，在當時使人耳目一新，標誌著廣州在吸收西方軍事技術方面處於全國領先地位。
在鴉片戰爭以後興起的洋務運動中，廣州仍不失爲一個引進西方軍事技術中心。被兩廣總督毛鴻賓譽爲“學術湛深，才識出衆”的豐順人丁日昌，同治元年（1862年）在廣州郊區燕塘設炮局，以西法仿造洋炮，獲得成功，幷製造出炸炮和炮彈。丁日昌後與容閎一起在上海籌辦江南製造局，爲我國近代軍事工業之嚆矢。容閎是我國第一個留美學生，廣東珠海人，對洋務運動貢獻匪淺。他的活動雖然主要在上海一帶，但在後來組織三批赴美120名留學生中，有84名是廣東人，其中又以廣州附近香山、南海、番禺、順德人爲主。這些留學生回國後多成爲我國實業界棟樑，這也是廣州開創我國産業近代化之先的一個貢獻。19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在廣州先後創辦了軍事性質的廣州機器局、廣州火藥局、廣州槍彈廠。光緒三十年（1904年）又建立廣東機關槍廠等，使西方近代軍事工業在廣州奠定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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