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地區的價值，不一定在於它面積的大小、資源的貧富和人口的多寡，在很大程度上還在於它地位的重要性。這個地位，可以是自然地理的，也可以是人文地理的。因為作為人文地理核心的文化是歷史的投影和時間的積澱，且它的發生和演進，又離不開特定的地理環境。所以，一個地區的人文地理價值，集中包含了以上因素的價值，在評估一個地區價值體系中具有不可替代意義。澳門雖為彈丸之地，資源貧乏、人口單薄，但作為中西文化交流在我國最早的中心，其文化地理價值巨大而獨特，影響深廣而且久遠，凌駕於我國許多文化名城之上。充分認識和肯定澳門的這個地位和作用，不僅有助於它自身的文化建設，而且對與之毗鄰珠江三角洲乃至我國沿海地區文化交流和整合，特别是在西方流行“文明的衝突”論背景下，澳門文化所賦有多元文化共生共榮、圓融互動特點，為減少這種所謂衝突，構建世界不同文化和諧共處地理格局，提供歷史經驗和借鑒，因而具有跨國界、跨民族的文化意義。
一、構築歷史文化名城的基石
澳門作為中西文化交流在我國最早中心，這個定位現已為中外人士一致認同，不容置疑。對此，北京大學季羡林敎授所指出的“在中國五千多年的歷史上，文化交流有過幾次高潮。最後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是西方文化的傳入。這一次傳入的起點，從時間上來說，就是明末清初；從地域上來說，就是澳門。整個清代將近三百年時間，這種傳入時斷時續，時強時弱，但一直沒有斷過（中國文化當然也傳入西方，這不是我在這裡要談的問題）；五四運動，不管聲勢多麼大，祇是這次文化交流的餘緖。可惜的是澳門在中西文化交流中這十分重要的地位，注意之者甚少。我說這話，完全是根據歷史事實。明末清初傳入西方文化者實為葡人，而據點則在澳門。”如果說季羡林敎授說這段話指的是上世紀90年代初情況的話，那麼，近10年來，尤其是澳門回歸前夕，對澳門歷史文化研究所取得的豐碩成果，己在很大程度上改變那種滯後局面，澳門文化定格，使它完全有條件成為我國一座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這是基於以下根據。
第一、 城市發展史。從澳門開埠，澳門作為一座城市已有約450年歷史，雖然較之國内一些文化名城，它較為短淺，但澳門城市發展，城址中心位置固定，空間擴張有序，中軸線明顯，功能分區清楚，佈局合理，歷史文脈既有階段性，更有系統性、連續性，文化從未斷層。一部城市發展史，也是中西文化交流在澳門的歷史，這個特殊性在内地歷史名城中是罕有的，甚至是獨一無二的。
第二、 厚重的文化積澱和結構。考古發掘顯示，澳門文明史可追溯到6000年前，人類已揭開海洋文明史的第一頁，以後隨著歷史發展，經過不發達青銅時代、封建時代和殖民統治時代，到今天“一國兩制”下資本主義時代。澳門厚重的文化積澱在每個時代都有它的歷史剖面，清楚展現那個時代的文化風貌，特别是近400多年的歷史演變在文化上留下深刻的印記，是澳門最可寳貴的文化財富，這是其他城市難以望其項背的。而這個厚重的文化積澱層，包括了早期由土著南越人創造的底層的南越文化；由中原漢文化融合南越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以及印度文化、阿拉伯文化等形成的中層的廣府文化；主要由於葡萄牙對澳門實行殖民統治而形成表層西方文化。這三種文化結構在時間上延續5000年，但在空間上都是並存，各佔有自己的位置。澳門使用粤方言，崇拜廣府人共同神祇，流行廣府人風俗、飮食習慣，是廣府文化空間佔用的一座典型城市；葡萄牙殖民者侵略、經營澳門400多年，西方文化在澳門至為觸目，史跡斑斑，為澳門涂上一層最鮮明文化色彩。這三種文化組成的澳門文化體系，是澳門作為一座歷史文化名城存在的最基本依據。
第三、 特色鮮明城市文化景觀。悠久文化發展歷史，尤其是400多年中西文化在澳門交流、整合，形成澳門特色鮮明城市文化景觀，佈滿舊城區的大街小巷，包括可視和可悟文化景觀。前者如形形色色古建築、公私園林、風俗活動、飮食習慣、娱樂消費等，後者如價值觀念、文學藝術、語言、地名（亦可視）等等。小小一個澳門，西洋敎堂就有20多座，中式廟宇40多座，在國内城市中恐絕無僅有。據悉，澳門特區政府查明、評定的具有歷史文化價值的建築物已有128處，如媽閣廟、港務局大樓、鄭家大屋（鄭觀應故居）、仁慈堂大樓、聖若修院及敎堂、大三巴牌坊、舊城牆遺址、大炮台、東望洋炮台、崗頂劇院（伯多禄五世劇院）、那吒廟等，它們是我國境内保存最古老、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地域最集中歷史建築群。這些僅為單個文物或建築，它們固然是支持名城的基本構件，但作為歷史文化名城組成，還有傳統街區（社區）和城市整體風貌。在澳門到處可感到這種歷史的眞實和它們存在的空間形式，例如上述歷史建築，主要集中在澳門半島南部，成為名城傳統文化區，如白鴿巢公園一帶有葡國詩人賈梅士紀念祠、東印度公司所在地、許多西洋名人埋葬基督敎墳場和老敎堂，為西洋傳統文化集中街區。而半島北部以及凼仔、路環兩島現代化建築，則是現代文明結晶。那裡“石屎森林“通街連片，人在其中，如置身谷底。傳統與現代兩種文化景觀，在澳門涇渭分明，昭示這座城市文化空間差異，但無論城市那個部分，都凝聚著中西文化有機結合，洋溢著它們濃厚的文化氣息。這恰是澳門文化優勢所在，也是構成歷史文化名城的硬件。
當然，澳門歷史文化景觀，有的失於調查和整理，還“養在深閨人未識”，或佈滿歷史灰塵；有的保護或開發利用失當，遭到不同程度損害；而就澳門城市文化整體風貌而言，也存在各個文化景觀的空間組合問題，也都有待進一步調查研究。
二、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科研基地
澳門文化就其400多年歷史而言，作為中西兩種異質文化逆向交流和多元文化融合的產物，它對於中國文化和世界文化的重要意義是毋庸置疑的，這也是澳門文化的最獨特、最精彩之處。據研究，估計收藏於世界各地包括十多種東西方語言文學的澳門歷史文化檔案，總數約有150-200萬件，其數量是敦煌文書的數十倍，其中一部分藏於澳門圗書館。而時下，對澳門文化的研究，以泛論的成果居多，而專門研究澳門自身的社會文化史、政治文化制度史、宗敎文化史、交通史、藝術史、建築史等，尚很薄弱，成果也很單薄；研究澳門與内地、與海外各個文化要素和文化層面的交流、整合和影響等，就更為寥落，亟須進一步開拓和加強。這在全球經濟一體化潮流日漸強大，文化差異作用日益凸顯背景下，這種研究尤為必要。例如澳門與珠江三角洲本為同一個地理單元，雖然它們歷史發展進程有差異，也造成了文化特色的差異，但兩地割不斷的地緣、族緣、親緣、史緣等關係，又形成彼此間有很多共同文化特質和風格，同為廣府文化區一部分。這種區域文化間歷史和空間關係，都有許多項目應予深入探討。至澳門在中西方兩大文明體系之間交往歷史，文化相互交流和採借，它的動因、方式和作用，正面和負面效應等，都應有一個全面、系統研究。這方面雖已有一些成果，但仍流於片斷、零散，應充分利用澳門在文獻資料、文物古跡優勢，以及名人活動、風俗習慣、市井風情、俚語歌謠等方面文化資源，開展多因素、多層面和綜合性研究、有望取得填補空白和創新成果。澳門作為中西方大文明的連接點，它對這種研究的價值是世界很多城市無法比擬，也是不可能替代的。
三、多元文化共生共榮、圓融互動最高典範
在獨特歷史背景產生、發展澳門文化，其多元性和兼容性或包容性是其最大文化特質，由此形成多元文化共生共榮、圓融互動文化態勢和格局，是内地乃至世界許多區域文化所欠缺的。澳門文化可謂是這種文化關係的最高典範，也由此決定了澳門作為歷史文化名城的世界性的文化意義。
澳門在葡萄牙長期殖民統治下，其文化並不像世界上一些殖民地那樣本土文化被取代而西化，反而在與西方異質文化碰撞、交流中創新發展，形成獨具一格的澳門文化。這與香港文化有共同之處，但澳門文化有比香港文化更久遠歷史淵源和兼具拉丁文化特色。在文化各個要素和層面上，澳門文化的多元性和兼容性，與香港文化相比，雖不能說更勝一籌，至少是在伯仲之間。在城市景觀方面，澳門兼具地中海式建築和中國南方建築風格，如媽閣廟、蓮峰廟、普濟禪院等，即體現中國傳統文化在澳門的延續和發展；而大三巴牌坊、聖明我堂、聖珊澤宫、南灣宫、陸軍俱樂部、峰景酒店及20世紀竣工的白宫、永樂邨等則帶有鮮明歐洲古典主義和新古典主義色彩。還有數量更多中西合璧建築風格體現於四處可見敎堂、廟宇、堡壘、亭閣、民居、店鋪、花園、廣場、墓地之中，中西文化在這些景觀上渾然一體。
在宗敎文化方面，澳門敎派林立，卻能長期共存、各行其道、各得其所、相互推動，使澳門成為一座充滿宗敎氣氛的城市。據1991年統計，澳門常住人口約35.6萬，宗教信徒約為13.9萬人，占39%，這並不包括一般燒香拜佛的善男信女，而指佛教、天主敎、基督敎和伊斯蘭敎、巴哈伊敎、摩門敎、基士拿敎、神慈秀明會等其他宗敎。信徒中有中國、葡萄牙、英國、泰國、菲律賓等國居民。至中國民間信仰更多、更雜，包括媽祖、洪聖爺、朱大仙、三婆神、水仙姑、龍母等海神，曹大仙、黄大仙、譚公、關帝、吕祖、魯班等可歸入道敎諸神，以及怪石、古樹名木等雜神，都可以在澳門找到自己位置，且互不干撓地佔有神聖空間。例如蓮峰廟所供奉的不僅有佛敎神像，還有道敎諸神，以及一些神化了的歷史名人和民間崇拜偶像，包括關帝、天后、文昌帝、神農、痘母金花娘娘等，皆入神仙之列，享受奉祀。而崇拜者也不一定專拜某個神明，反正有一個靈，就達到目的。
澳門人口構成複雜，來自不同國家和地區，各有自己方言和次方言，在這個現在祇有40多萬人口的城市裡，流行有漢語及其使用的普通話、粤、閩、吴、客家等方言、英語、葡萄牙語，以及馬來語、泰米語等，被稱為“語言博物館”。澳門城市人口少而集中，族群交往頻繁，語言相互影響和多語現象甚為普遍。例如葡語方言以葡語為基礎，同時吸收了粤語、馬來語、英語、西班語等成份；反之，粤方言中也融進了葡語詞彚，使澳門粤方言有别於香港和廣州粤方言，從側面反映澳門語言多元性和包容性。
澳門華洋雜處，風俗文化五光十色、斑駁複雜，然相互之間融會貫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但相安無事，而且相互影響，蔚為大觀。華人春節、元宵節、清明節，天后誕、浴佛節、端午節、盂蘭節、中秋節、重陽節等傳統節日也為土生葡人與華人一起歡度；西方情人節、父親節、母親節、聖誕節、復活節、追思節、聖母無原罪瞻禮、花地瑪聖母在葡顯聖日等也得到澳門華人尊重和接受。在回歸前澳門公眾假日中，中國傳統節日有6個，西方節日有5個，實際上無論中外人士都共同慶祝和分享節日歡樂。澳門飮食文化也多彩多姿、飽人口福。粤菜、潮州菜、閩菜、客家菜、川菜、淮揚菜、上海菜、北方菜等中式菜固然大行其道，葡國菜、法國菜、馬來菜、越南菜、印尼菜、緬甸菜、日本菜、意大利菜等也佔有一席之地，且互相採借，取長補短，使澳門飮食敢與廣州、香港一樣馳名天下。但各族群仍保持自己傳統飮食、食物禁忌和進餐禮儀。這堪為澳門文化包容性一個縮影。
葡人治理澳門期間，留下“土生葡人”這個特殊群體。他們認同葡萄牙，但又視澳門為自己生長故鄕；他們受葡式敎育和接受葡國文化，保持葡人生活方式和習俗，但又受中國文化浸染，部分接受中國文化，主要是廣府文化；他們信仰天主敎，但也有不少人供奉觀音和媽祖；他們講葡語，也嗜好粤菜。土生葡人生活在中西文化邊緣，兩種文化都在他們物質和精神文化層面上處處表現出滲透和交融，而不是對抗與衝突，實是中西文化在澳門長期交融、和平發展的結果。故澳門文化這些特質，備受中外人士高度評價，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名譽主席羅倫·席爾瓦(Ronakd Silva)指出：“澳門是今天世界獨一無二的中西文化熔爐”，聯合國和平奬得主、日本著名學者池大作敎授上世紀90年代評論澳門文化曰：“人們發現澳門從來就是一個各種思想相互寬容的社會。在澳門，葡萄牙的人文主義和中國的宇宙觀和諧相處，中西文化互相尊重，互相學習。澳門這種開放而兼容並蓄的精神給各國不同文化增添了光彩。不言而喻，澳門文化將像燈一樣，給這個不安寧的世界帶來光明和希望。”
當今世界上一些地區發生的矛盾和衝突，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文化衝突，而宗敎衝突又是其中最直接原因和導火線。要緩和與消除這種衝突，化干戈為玉帛，方法自然很多，但典範或榜樣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視的。澳門作為多元文化薈萃地區，不是說歷史上沒有任何衝突和對抗，這樣的事件發生過多次，但在付出沉重的代價以後，不同文化的兼容畢竟佔了上風，並朝著繼續發展的道路前進，終於形成今天多元文化共生共榮、圓融互動局面。總結這方面經驗敎訓，導出其中發展規律，尤其尋求不同文化融會點、和平共處的奥秘，以供有關國家地區解決類似問題參考，澳門是個不可多得的成功範例。
四、文化輻射之源
歷史上澳門作為歐亞海上貿易樞紐和廣州外港，中西文化薈萃，積聚強大的文化勢能，必然對週邊地區乃至海外發生文化輻射，形成文化區域效應，推動這些地區文化和社會經濟進步。
在以澳門為中介的西風東漸形勢下，西方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技術等先進文化假道澳門進入内地，使許多人耳目一新，對中國古老的封建生產方式是一個很大的衝擊，加速了在封建社會内部已經孕育的資本主義萌芽生長。例如明中葉以後，通過澳門出口蠶絲數量大增，珠江三角洲興起勞動密集型桑基魚塘土地利用方式，勞動力成為商品，開始在市場上買賣。到清康熙年間，甚至深處廣東内陸的梅州也出現勞動力市場，誌稱“嘉應州畲坑堡，土俗正月五日趁圩者不貿易，凡雇倩春作雇役者，於是日訂議，謂之春哥圩。”時洋船來往澳門，遠航歐洲、日本和中南美洲。在這個市上，僅有勞動力這種商品在買賣。明中葉以後珠江三角洲出現專業性經濟作物生產和集中分佈局面，主要為滿足澳門商品出口所需。當時流行一首竹枝詞反映了這種狀況：“呼郎早趁大崗圩，妾理蠶繅已滿車。記問洋船曾到幾，近來絲價竟如何。”由商品生產又引起三角洲城鎭大量出現和興旺，佛山即為明中後期發展起來廣東四大鎭之一，與澳門外貿發展息息相關。凡接近澳門州縣，圩市數量和密度比過去大增。據嘉靖年間統計，廣東各府州圩市共439個，位處珠三角的廣州府為136個，佔31%，其中順德由過去11個增加到36個，東莞由12個到29個，南海由19個到25個，新會由16個到25個。有些圩市發展為城鎭，如新會江門、東莞石龍、增城新塘等，它們作為三角洲各級經濟中心，直接或間接與澳門作為廣州外港出口功能有關。故屈大均有詩曰：“廣州諸泊口，最是澳門雄”，也反映了澳門由貿易引致對内地文化輻射作用。
澳門文化對内地輻射，包括歐洲文藝復興以來科技、制度、精神文化各個要素。這種影響的評估，已見於許多論著，兹從略。但其中的宗敎在當時已以強勁之勢，傳播珠江三角洲等地，例如1576年在澳門成立主敎區，即控制了整個中國、日本、朝鮮，至東南亞各地敎會，澳門成為世界性宗敎活動中心之一。廣東各地有許多人入敎，尤以珠三角地區為甚，“禮拜之期，附近南（海）、番（禺）、東（莞）、順（德）、新（會）、香（山）各縣赴（澳門）拜者，接踵而至，間有外省之人，唯順德縣紫泥（今屬番禺）人最多。”清政府曾一度下令禁止赴澳禮拜，但收效甚微，可見澳門作為宗敎基地對珠三角文化影響非常深廣。澳門又是孫中山接受西方文化和從事革命活動基地，保存至今的國父紀念館、蘆九花園，鏡湖醫院（已改建）、草堆街的中西藥局等，即展現了這種歷史情結和影響。當然，中國文化也通過澳門傳播海外，包括儒家經典，地圗地理、文學藝術、園林建築、中醫中藥、生活習俗等，對歐洲社會同樣產生重要影響，例如歐洲人飮茶、乘轎風氣，即是從澳門傳播過去的。
五、為振興澳門經濟服務
文化背景對經濟發展和經濟合作的重要作用是舉世公認的，而任何經濟的發展都需要文化橋樑，經濟發展成就本身就凝聚了科技文化成果。澳門經濟地位雖然在鴉片戰爭以後被香港取代，但它作為中西文化交流中心歷史慣性的作用並沒有泯滅，鴉片戰爭前，先進的中國人就是通過澳門學習和引進西方先進文化的。上世紀70年代以來，澳門經濟得到復興，現已發展為珠江三角洲一個重要經濟中心。鑒於澳門經濟資源等欠缺，旅遊、博彩業已成為澳門支柱產業。而有著深厚歷史積澱和豐富多樣澳門文化恰是澳門一個最大優勢和經濟發展潛力，故有論者指出：“多個世紀以來的文化匯集，形成澳門本身的特徵，使澳門成為富有旅遊特色吸引力的地方，除了特别的鄕土人情外，本澳是惟一能到處體現東西文化融合的地方”。但長期以來，澳門經濟主要偏重於博彩業，這固然無可厚非，而且事實上博彩業也是澳門經濟龍頭和支柱，但一枝獨秀猶嫌不足，深入開發澳門旅遊資源將進一步擴大和深化博彩業内涵，增強澳門經濟實力。澳門特區行政長官何厚鏵在2000年首份施政報告中就強調“強化”（澳門）中西文化交匯此一特質，將進一步突顯澳門旅遊獨特性和吸引力”；“發揮獨特優勢，擴大旅遊效益”。在以後特區政府施政報告，都重申了這一戰略思想。而發展澳門旅遊業一個重要出路是開發它的歷史文化資源，這對提高澳門旅遊文化品位和層次是不可或缺的。尤其是澳門文化的拉丁文化淵源與特色，使它與拉丁語系國家和地區保持著天然的語言、宗敎、習俗文化聯繫，這是吸引這些國家和地區遊客的最有利條件，是其他旅遊城市所不具備，因而是獨有的。這又可以帶動商貿、投資、保險、電訊、科敎、傳播、社會服務等行業發展，對澳門經濟振興和繁榮有著重大現實意義，也是澳門旅遊業發展一種必然趨勢。
六、小 結
澳門作為中西文化交流在我國最早中心，是特定歷史背景下的產物，它所留下的寶貴的文化遺產，並不因歷史進程的完結而失去其文化價值。在當代條件下，它是構築澳門作為歷史文化名城的基石，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和相關學科發展史以及文化輻射區域效應的資料寳庫，也為研究不同文化接觸、交流，建立彼此之間和諧共處關係提供一種借鑒範例或模式。而隨著旅遊產業在世界興起，對澳門這樣狹小地理單元，這種文化資源的旅遊開發利用，將為澳門經濟注入新的生機和活力，帶動關聯產業發展，使整個澳門受惠。所以，無論從那個角度和層面審視澳門歷史人文地理價值，它的主流是健康向上，有利於人類文明和進步的，從總體上說，澳門文化就是一種時代先進文化。當然，澳門文化作為特定歷史條件的產物，也有它落後，甚至是腐朽的一面，但這不應妨礙對它的總體評價。值得注意的是，明清時期以澳門為中心的中西文化交流始終是跟上世界近代化進程開展的，它有力地促進中國和歐洲社會的變革，因此它的效應是雙向的，所以它得到當時德國啟蒙思想家萊佈尼茨（Leibniz）熱情謳歌，稱讚“這是一次互相的啟蒙”，是那個時代最大的事情，其偉大意義將超越人們的想象。今天結合萊布尼茨這個預言來評價澳門及其文化歷史價值，這位思想家具有何等異乎尋常卓識遠見。由此也將給人們以啟迪，在中國改革開放、建設現代化社會主義强國進程中，積極大膽地吸收人類一切文明成果，借以發展和壯大自己，又是具有多麼重要的意義。從這個立場上回眸澳門歷史文化價值，無疑有助於對它作出公正的評價。
（作者：司徒尚紀 廣東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澳門社會科學學會籌辦“第十五次粤澳關係研討會”論文，2002年12月1，合作許桂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