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地區能否持續發展，雖然取決於諸多因素，但關鍵仍在於保持一個適宜人類生存發展的生態環境及使其良性循環。離開了生態環境來談城市持續發展是不現實的，因為這樣的發展祇能是一種“破壞性的建設”。廣州要建設國際化大都市，就面臨一個生態環境能否適應、支持它持續發展的問題。從更長的歷史過程來考察環境變遷與城市持續發展的互動關係、演變特點和規律，將使我們從更深層次為城市未來持續發展提供決策參考。
1.良好生態環境是廣州城市千年不衰的基本保證
廣州城位居珠江三角洲的頂點，西、北、東江在附近匯流，背山面海，江海交會，河海港兼具；加上珠江口外有眾多島嶼和多條出海水道，在強大潮流衝刷下河道保持相當水深和不淤，可以終年通航。一方面廣州藉助五嶺間通道保持與中原北方聯繫，將腹地延伸至長江中下游；另一方面假道南海，溝通印度洋和太平洋沿岸各國，走與世界交往道路。故自秦漢始，廣州即成為全國性的經濟都會，後又是海上絲綢之路始發港之一。唐代聞名世界的“廣州通海夷道”，即在今黄埔附近南海神廟起航。宋元廣州的内外貿易更加興盛，元人陳大震說：“廣（州）為番舶溱集之所，寳貨叢集，實為外府”。明清在嚴行海禁時期獨留廣州一口對外通商，地理區位無疑起了重要作用。
廣州附近山地、丘陵、台地、平原、水域多種地形具備，為城市選址、用地分工、園林綠化、市政建設、後備用地等提供多種選擇餘地。如廣州北部白雲、越秀二山即有軍事防守、調節小氣候、觀光旅遊等多種功能；又如廣州有大面積以崗字命名（如赤崗、黄花崗、龜崗等）的台地，成為城市擴展主要用地，今石牌一帶即為這種地形，已開發為科敎區；而附近小塊平原則為著名果蔬基地，“泮塘五秀”即為開發西關平原的特產；市内星羅棋佈的湖泊也是歷史宫苑建設所在，今流花湖即為南漢園林遺址。
廣州處於熱帶或亞熱帶，水、熱、生物、礦產資源十分豐富，也是城市興起、發展不可或缺的條件。廣州遠離中原政治中心，封建王朝每有鞭長莫及之勢，歷史上不但戰亂少，社會相對安定，而且中央王朝對其控制較弱，常採取特殊政策與措施，使廣州能在一個較寬鬆的政治環境中發展起來。例如漢代推行抑商政策，但不在嶺南實施；唐代在嶺南實行任用當地人為官的所謂“南選”制度，以及在廣州設置供外僑居住的“蕃坊”，開我國在城市設立僑民區先河；明清時獨留廣州一口岸對外通商等。
廣州城市經過二千年的發展壯大，持續發展為華南最大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其地位從未動摇和削弱。這種態勢在中國乃至世界城市發展史上甚為罕見，這與廣州獨特的地理區位和優越的自然、人文生態環境的支持是分不開的。
2. 廣州城市生態環境被破壞始於近代
在生產力低下的古代，人類活動對生態環境的影響是很微弱的。即使像廣州這樣繁華的城市也不例外。如廣州城西荔枝灣，明代河湖眾多、漁業發達，清初仍然是男耕女織，一派“千樹離（荔）枝四周水，江南無此好江鄕”的和諧景象，整個廣州城維持著良好的生態平衡。
鴉片戰爭後，近代產業在廣州興起，人類活動強度大為增強，城市生態環境受到很大衝擊，逐漸向不利於城市發展的方向轉化。1922年廣州城牆全部拆毁，大片興建民居、商場；手工業在西關整片形成；橡膠、電鍍、水泥、煉油等新興污染工業先後在城區出現。1935年全市已有工業企業500多家。由於城市規劃和工業佈局不當，污染日趨嚴重，城市生態環境受到破壞，反過來又制約城市持續發展。據當時廣州市政府文件和《廣州民國日報》披露，廣州城區“居戶工業雜處不分”，“人烟稠密，空氣渾濁”，工厰區“或機器聲噪雜，或煤炭灰屑飛揚，或臭氣燻蒸，穢水横流”；“所建烟囱復低及檐頭，每每煤煙透出，散播各商店住房”。今海珠廣場西側五仙門發電厰排出煤煙污及民居和行人衣物；西村硫酸厰曾發生大量二氧化硫外溢事故，附近樹林枯黄；小北、河南、西關的染織厰污水排入下水道；噪音擾民，被市民控告。爲此，廣州市政當局在三四十年代先後制定取締煉油厰和工厰烟囱、禁止汽車摻用油渣、限制放炮竹、限制噪音等有關保護環境的政令或法規，雖未被執行或收效甚微，但說明廣州城市環境污染日益嚴重，到了非整治不可的地步。
1938年日軍侵佔廣州，城市生態環境受到嚴重破壞，大量樹木被砍伐。其中白雲山樹木悉數被燒燬，越秀山森林幾乎砍伐殆盡，使廣州北側失去一肺葉，抗戰勝利後長期未能恢復。
3. 建國後廣州市生態環境惡化加劇
建國後廣州開展大規模工業建設，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即生態環境不斷惡化，成為妨礙城市持續發展的一個頭等重要問題。
1957年廣州城市工厰企業發展到3300多家，環境污染則同步增加。1958年所謂“大躍進”，亂建工厰，街道煉鋼鐵，環境迅速惡化。文化大革命期間，城市規劃被打亂，廣州附近森林被大量砍伐，曾在居民區、水源區、風景區興建了大批污染性工厰企業，廢水、廢氣、廢渣、噪音等成為突出的社會問題，以致1973年9月成立廣州市專職環境保護機構，開展有組織的環保工作。改革開放以後，以廣州為核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區成為我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大量產業和人口的高度集聚與流動及不合理佈局，使廣州城市生態環境污染達到空前地步，包括城市大氣、水體、土地等受污染程度大大超標。
以大氣污染為例，1990年各項指標均高於國家標準，廣州天空籠罩在有害懸浮物之中。由於近年廣州附近興建了幾座大型煤燃電厰，二氧化硫排放量大增。故在廣州測得酸雨頻率大幅度上升，1983-1992年全市酸雨率為56.60%，1998年則超過70%；在市中心該值更高，1985-1989年即為72.6%。降塵量在市屬各區均超標，有人研究後指出廣州“每月千平方米的降塵量高於解放初幾倍，以至幾十倍”。這些污染物質直接危害廣州經濟發展和人民身體健康。如海珠區的荔枝，在建國初分佈到白鵝潭邊和海珠橋腳，後因硫酸厰擴建，工厰附近荔枝大量死亡滅絕；瑞寳村附近荔枝、龍眼和番石榴等也因附近農藥厰投產而消亡；黄埔村珠江邊荔枝則由對岸員村工業區吹來被污染空氣而祇開花不掛果。空氣污染又使居民各種呼吸系統疾病明顯上升，廣州市環境保護研究所在中山大學康樂園餐廳附近地段的大氣中檢測出13種多環芳烴化合物，“它的生物效應就是使草木死亡或變異，人群呼吸道和其他癌症發病率、死亡率上升”。1979年出版的《中國惡性腫瘤死亡調查研究》表明，在全國肺癌死亡率的城市排位上，廣州男性為17.26/10萬人，居第28位，女性為9.54/10萬人，居第21位。80年代以後，廣州無論男女肺癌死亡率均躋進全國前列位置。此外，大氣污染引起“熱島效應”，自40年代以來有增無減，1983年11月26日觀察到最大熱島效應高達7.20℃，故廣州市區災害性對流暴雨、暴雷、水浸街等一系列生態環境問題日趨嚴重。
經濟增長又導致廣州水體污染嚴重。工業廢水、生活廢水以及第三產業廢水，還有大量垃圾和糞便都排入珠江，使廣州市區和近郊的19條河湧變成排污渠。據觀測廣州市區河段酚、氰等有毒物質檢出率，1965年為12%，70年代初為100%，1978-1990年連續13年有24種有毒物質總平均超標率為20.4%-30.1%，其中1986-1990年氨氮超標高達71.46倍，亞硝酸鹽為19.24倍，化學耗氧量為10.3倍，生化需氧量為4.7倍。1994年珠江廣州河段平均每天接納廢棄物和工業污水87萬噸，生活污水190萬噸，垃圾130噸。近年雖經整治，但仍不能改變水體受污染狀況。如海珠區内最大的馬湧河，60年代以前水清可以游泳，魚蝦繁衍，但近30年已變為一條臭氣熏天、魚蝦絕跡、蚊蠅亂舞的臭水溝。經測定在該河利濟橋一帶岸邊，可溶性6價鉻含量為國家排放標準的40～60倍，深達2米土質含量仍很高。區内靠馬湧河一個鄕肺癌死亡率為其毗鄰鄕的5.1倍，為廣州市區之冠。近年當地政府投入大量資金進行整治，才使馬湧河環境得到改善。
更嚴重的問題還在於對廣州持續發展有關鍵意義的珠江河岸被侵佔、蠶食，使河面被束窄和變淺。因珠江是依靠潮汐而成的河道，一旦受約束，納潮量減少，即有可能萎縮、淤積成一條小河。隋唐以前廣州城下江寬逾千米，後來日趨淺窄，今海珠橋至人民橋之間江寬僅百餘米。大沙頭客運站、洲頭嘴碼頭、白天鵝賓館、海印公園、廣州造船厰碼頭等都是近年侵佔珠江圍墾潮灘的結果。
土地是一種可供永續利用的資源，但近年在廣州，特别是在大工礦企業和鄕鎭企業分佈地區污染嚴重。據80年代中期調查，廣州市郊東西南北四個方向農田土壤及作物，都不同程度受到鎘、汞、砷、鉛、鉻、銅、鋅等重金屬污染。在員村工業區、鉛、鋅、銅、鎘在土壤中的含量超過世界平均值數倍，如鉛為10～18倍，鋅為24倍，銅為2～5倍，鎘為2～3倍以上。使該地區土地質地變得粘重，富含多種有機或無機膠體，導致重金屬在土壤積累，從而形成土地環境惡性循環，通過生物富集作用影響人類健康。
噪音污染也日趨嚴重。早在70年代中期，噪音已成為廣州市區公害之一，荔灣區平均聲級為68分貝，超過白天噪音不得高於55分貝的24%。當時廣州市區機動車祇有8萬輛，已使市區陷入一片喧鬧聲中。近2O年進入市區的機動車迅猛增加，加上施工、工業、生活、社會噪音的擴大和升級，噪音污染程度和面積已非昔日可比。如1986年越秀、荔灣、東山、海珠4個老城區噪音等效聲級平均為63.9分貝，均已超標；同年全市有21.1平方公里（佔城區面積17％）、88.1萬人（佔城區人口41%）暴露在65分貝噪音之下。後經整治，噪音超標稍有下降，但近年又有回升，以致政府不得不採取許多限制措施。
城市人口密度升降，綜合反映城市生存空間變化，也是認識以上污染根源、決定城市可持續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除建國後因市區擴大使人口密度大力下降以外，近年人口密度一直處於上升之勢。另廣州市區1993年以来尚有170萬外來人口未包括在内，據預測2000年外來人將達200萬人。如果把這部分人口也計算進去，則廣州人口密度更高。與我國其它大城市相比，廣州城市居民生存空間顯得更加擠迫。
土地利用率高低，反映土地後備資源賦存程度，是城市空間能否擴張的主要依據。據1995年調查，廣州全市土地利有率已達成96.71%，尚未利用的祇剩3.29%。城市建設用地緊張，經濟發展受到制約是必然的。其中城區土地利用率又高達99.22%，幾乎無發展餘地，僅能改造舊城、建設高層樓宇、減少綠地，形成“石屎森林”。而未利用土地多分佈在所屬花都、從化、增城、番禺等市，主要為荒草地、沙地、石礫地和沼澤地，使用價值較低，作為城市發展用地需較多投入。廣州城市用地構成也存在很多問題。如工業用地密度過高，妨礙城市功能多元化發展。荔灣區工業用地高達該區總面積34.8%，遠遠超過城市規劃工業用地以20%為宜的要求。工業佈局也不盡合理，沿珠江、東江、流溪河沿岸已形成工業區，使水源受到嚴重污染。如按特大城市人均用地最低指標70平方米計算，1994年廣州城市人口380.32萬人，則城區面積應為266.2平方公里，但1995年廣州城區祇有216.2平方公里，仍差50平方公里。建城區用地偏少，最終將導致住房不足、交通阻塞、熱島效應、污染嚴重“城市病”在城區普遍出現。
4、對廣州城市可持續發展的思考
城市發展確實產生了巨大經濟效益，但也同時對城市生態環境產生很大的負面影響。在現代繁榮的城市生活背後，隱藏著嚴重的“城市病”，故近年掀起可持續發展和環境保護運動決非偶然。其目的在於處理好人與自然的關係，建立一個人與自然和諧統一的空間，這也是城市未來持續發展的方向。縱觀廣州城市生態環境的歷史變遷過程和後果，可總結以下一些經驗敎訓，為未來可持續發展提供參考。
（1）廣州建城二千多年的歷史，就是一部城市持續發展的歷史。雖然封建王朝不斷更替， 自然環境幾多變遷，但廣州城址中心位置始終未變，並以其為核心向週邊拓展，維持二千多年的長盛不衰，這在世界城市中屈指可數。究其根本原因，在於以廣州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域系統内，人地關係維持協調統一，並保持動態平衡與良性循環，從而為城市持續發展提供了堅實的歷史基礎。例如直到唐代廣州附近還很蠻荒，但廣州卻利用區位和交通優勢，發展為世界性貿易大港，形成與週邊地區強烈反差的所謂“核心性開發”的地域格局，在全國獨樹一幟。宋元大力圍墾三角洲水網低地，建立起新的糧倉，支持廣州城垣擴展和多次修繕；明清在三角洲建立高效基塘生態農業，為廣州商貿興盛奠定了強大的物質基礎；及至近現代廣州又把握歷史機遇，積極吸引西方文明成果，發展為南方最大的經濟、文化中心。
（2）城市持續發展與環境變遷是一種互動或互為因果的關係，即一方面，城市持續發展要求保持環境相對完好穩定；另一方面，持續發展的結果必然使環境被破壞，平衡被打破，反過來又制約城市持續發展。這兩者之間能否形成一種調控機制或模式，將影響城市持續發展。廣州二千多年能維持其發展勢頭，即因為存在這種機制。大而言之，廣州每因時代不同，利用歷代王朝對廣州特殊政策，及時調整自己發展方向，使之不斷成長壯大；小而言之，在城市建設上，廣州也能充分利用地利、開發資源、改善城市生活。例如從宋代起就有羊城八景，但代代不同。1985年還評出羊城新八景，此即為利用市區山川名勝發展風景旅遊的一項舉措。民國初年適應城市交通需要，拆毁城牆，興建馬路和適應廣州氣候、建設具有中西合璧風格的騎樓建築。抗戰時白雲、越秀二山樹木被毁，建國後即掀起大規模綠化運動，到1965年廣州城市綠化率達27.30%居全國第二位，極大地改善了城市生態環境。
（3）可持續發展的内涵還有“要求”和“限制”的一面，即既要滿足人們的基本需要，又要對技術、社會因素滿足目前和將來需求的能力加以限制。廣州城市近年已發展到相當規模，在東西兩側，沿珠江口兩岸已形成2個城市連綿區，珠江三角洲城鎭化水平亦居全國前列。但在廣州城市内外生態環境惡化趨勢日益加劇的情況下，對其可持續發展問題應作理性思考，對廣州城市規模應作限制，不宜過分擴大，應多建立衛星城。1984年《國務院關於廣州市城市總體規劃的批復》中已指出：“要認眞控制城市人口規模，使市區人口和一部分企事業單位有計劃地向郊區、近郊工業點和即將興辦的經濟技術開發區疏散”，“到本世紀末市區人口要控制在200萬左右”，“要積極發展番禺、花縣等小城鎭”。這已為廣州城市持續發展指明了方向。但實際情況是，廣州市區人口1988年已達227.8萬，1994年為380.32萬，近年仍在上升。
（4）廣州城市持續發展應高度重視文化建設。近年來出現逆城市化和郊區化傾向，正是城市生態環境惡化造成的。如上所述，廣州城市生態環境惡化現象唤起了人們回歸自然的心態。從文化角度出發，人與環境的關係歸根到底也是一個文化問題。因為文化的含義之一，即為人類面對特定環境所持有的態度。當城市病蔓延，人們即向往大自然，追求返樸歸眞，這已成為一種文化潮流。它體現了人與自然與社會關係統一的人類生活目的性，時下這種潮流正隨城市發展而高漲，故在城市規劃和建設中，應在物質、觀念和制度文化層面上滿足當代人需要，並要高度重視在自然空間、社會空間等方面為人與環境相和諧創造條件；糾正過去在城市規劃中見物不見人的傾向，眞正建立以人為本的規劃觀念，或許才能適應未來城市持續發展的要求。嶺南文化的特質之一就是崇尚自然，廣州作為嶺南文化的中心，應為營造這樣的文化景觀和氛圍創造條件，並把它作為城市可持續發展的一個方向。
（作者：司徒尚紀 原載《城市開發》2000年第9期，合作李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