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水地理研究人與地理環境的關係，是中國古代地理學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雖然風水地理暇瑜互見、佈滿了歷史灰塵，但越來越多的人已認識到，風水地理的科學實質是文化生態或者環境工程，在處理人與環境關係方面有廣泛應用價值。歷史事實顯示，風水原理在城市聚落選址、佈局上具有充分科學性和合理性，經受了時間考驗，北京、西安、洛陽、南京等古都即為風水建築的傑作，已成為我國歷史文化名城。故風水地理研究在國内外方興未艾，它的歷史價值正得到發掘和整理，在現實生活中也有可繼承之處，而不是一提起風水就與封建迷信等同起來，如同對待其他歷史文化遺產一樣，是不可取的。
城市是文化載體，為文化景觀、信息最集中之空間。它的誕生和發展每時每刻都離不開週圍環境，也與它所在地區的歷史地理和歷史文化血肉相關，故城市選址具有十分重要意義。選址得當，有利於城市穩定和發展，反之，造成不必要搬遷，浪費大量社會勞動，也延緩城市和區域發展。廣州建城已二千多年，雖經歷代變遷，但城市中心位置一直未變，坐落在秦任囂城和漢初趙佗城，即今中山四路、五路交界地區一帶。這不僅對廣州城市發展作用巨大，而且也是我國古代城市所少見。因此，深刻揭示廣州古城選址和佈局的風水地理依據，不僅有助於瞭解廣州城市發展歷史規律，而且對總結廣州先民在營城方面所表現的智慧和技巧，弘揚它們作為嶺南文化的一個優良傳統，也是十分必要的。
一 、廣州古城坐落方位，符合風水地理關於水勢與安宅的原則
風水地理認為，發源於萬山叢中大江大河在長距離奔騰之後，匯入大湖或大海，在匯水處形成所謂“聚水格局”。著名風水著作賈履上輯《水龍經》云：“大蕩大江收氣厚，涓流點滴不關風，若得亂流如織錦，不分遠運也亨通”。由於水是生產、交通等不可或缺要素與資源，故匯水處宜為都邑所在，“凡京都府縣，其基闊大，其基既闊，宜以河水辨之，河水之灣曲乃龍氣之聚會也”。中國古代都城、近代大城市選址都證明古人論斷。翻開中外地圗可見，凡在大江大河彎環境（河曲）或入海處幾乎都有大城市，或為首都，或為商業中心，如古代西安、南京、杭州、武漢、莫斯科、開羅、漢堡、布宜諾斯艾利斯等等。廣州古城位於珠江溺谷灣，東、西、北江交會之處，即屬這種聚水格局。廣州舊稱番禺，一說為越語，即鹽村，說明海水抵達這裡，可以煮海得鹽。考古發現，廣州附近沉積物多為海相沉積，有不少鹹水貝殼，尤以牡蠣（蚝）殼為多，今廣東省政府大院、省科學館、文化公園、光塔路、南方大厦等地下均有此類海相動物遺跡遺存，說明廣州古城地處珠江溺谷灣的灣口河口區，兼具海港和河港性質。故《史記·貨殖列傳》說番禺“處近海”，即海濱城市。東漢末交州刺史步騭登高視察廣州地理環境，“見土地形勢，觀尉佗舊治處，負山帶海，博敞渺目，高則桑土，下則沃衍，……睹鉅海之浩茫，觀原藪之殷埠。乃曰：斯城海島膏腴之地，宜為都邑”。直到宋代這個溺谷灣水面還很寬闊，由獅子洋湧來的海浪可直拍越秀山腳，現中山四路到惠福路一線屬於這個大海灣北界。這個珠江三角洲溺谷灣，原有不少島嶼，出露灣面上。它們作為泥沙沉積核心，加速了泥沙沉積和陸地成長，為城市擴展提供充足用地。故珠江三角洲特殊發育模式，無疑為廣州古城選址提供得天獨厚條件。另外，由於地球自轉偏向力（科氏力）作用，在北半球河流往往在南岸形成凹岸，在北岸形成凸岸。前者被侵蝕、挖深、導致坍塌；而後者泥沙堆積成灘，年長日久，露出大片陸地，故城址選在凸岸一般說來更利於城市發展。廣州珠江北岸近二千年不斷南移，今北京路、文明路、一德路等皆昔日海底，今已為繁華商業區，這正是廣州古城選址於珠江北岸結果。
二、廣州古城環境，符合風水地理關於城市聚落“負陰抱陽”選址原則
所謂負陰抱陽，即背山面水，“欲知都會之形勢，……必先考大輿之脈絡。朱子云，兩山之中必有一水，雨水之中必有一山，水分左右，脈由中行，郡邑市鎭之水旁拱側出似反跳。省會京都之水横來直去如曲尺，……山水依附，猶骨與血。山屬陰，水屬陽。故都會形勢，必半陰半陽，大者統體一太極，則其小者亦必各具一太極也”。山水結合為城市聚落選址理想模式，即城基址後有主峰（來龍山、主山）聳峙，左右有次峰或岡阜為左輔右弼山（風水中稱為砂），山上保持豐茂植被覆蓋；基址面前為彎曲水流，水流對面還應有一個對景山；軸線方向最好從北向南，基址最好在這個山環水抱格局中央，地勢平坦且具有一定坡度。此即風水地理認為“山環水抱必有氣”，“山環水抱者必有大發者”。這是優選城址最重要的規律之一，已為古今中外許多都市鄕鎭和名人故居選址所證實。廣州古城選址與這一模式基本吻合。
廣州古城雖有楚庭（廷）、南武城之說，但傳疑成份甚多，難以論定。可靠的應是秦任囂城和漢初趙佗城，為廣州建城之始，故1996年為廣州建城2210年（從秦始皇三十三年，即公元前214年南海郡和番禺縣建立起）。這個最初城址北倚南北走向白雲山（摩星嶺海拔382.5米）和越秀山（今中山紀念碑處海拔72.3米），即風水說中“來龍山”。郭棐《廣東通誌》云：“北城上有粤秀山……登其巓則百粤形勝了然在目，眞嶺海之雄觀也”。城左（東）為番山在今文德北路原中山圗書館“九思亭”處小丘，高差4-6米，《水經注·泿水》“今入城東南隅，有水坈陵，城倚其上”。禺山地望歷有爭議，據考在今西湖路東部北側。李吉甫《元和郡縣圗誌》云“禺山在縣西南一里”，方信孺《南海百詠》稱“兩山舊相聯屬，劉?土布鑿平之”。可見番山禺山作為廣州城址次級地形，完全合適。古城址以南、以西、以東為珠江平原，地勢自白雲、越秀山往南逐漸降低，符合風水地理對城址坡度要求。而珠江即流溪河流經廣州這一段河道，自北向南流過城西到白鵝潭折向東流，注入獅子洋出海，造成環抱廣州地理格局。廣州城東也有文溪、沙河南流匯入珠江，加強了廣州城一面靠山、三面臨水形勢。1974年發掘中山四路秦漢船台遺址（此說後被否定），證明古代珠江比現在寬闊得多，約在2公里以上，故古代稱“珠海”不稱“珠江”，後世仍保留有稱過江為“過海”習慣。到元陳大震《南海誌》仍說宋“三城南臨海”。這片汪洋巨浸恰為風水地理對城址要求提供了最佳選擇。
風水地理中把山脈比作龍，《管氏地理指蒙》曰，“指山為龍會，象形勢之騰伏”，並把長江以南山脈劃為南龍，都邑所倚靠山脈為來龍山。山巒起伏，行止有致，生動形象，變化豐富者稱為生龍，山脈走向謂之龍脈，即今日成語“來龍去脈”。還把龍脈聚結規模大小劃分為大中小三種“聚局”，指出“大聚為都會”，“中聚為大郡”，“小聚為鄕村”。這對不同等級城市選址甚為重要。廣州城附近諸山“由大庾嶺來，盡於南海而融結於羊城”。越秀、番山、禺山“三山之脈自白雲山蜿蜒而來，為嶺者數十，乍開乍會，至城北聳起為粤（越）秀，落為禺，又落為番，禺北禺南相引如長城，勢至珠江而止”。風水地理認為，山之大小，自高而低，由粗變細，自老變嫩，這才有生氣融結，鐘靈毓秀，吉氣長存，為理想風水地形。廣州城附近山脈即屬這種地形格局，故能成為“大聚”，被選擇為城址用地。《考工記》說中國古代城市“非於大山之下，必於廣川之上”，廣州城則二者兼得其利。
古人又認為山也是氣之源，因為山環境優美，植被茂盛，賦予城市以生氣。風水著作《望氣篇》談到山勢與氣關係指出：“凡山紫色如蓋，蒼煙若浮，雲蒸靄靄，四時彌留，皮無崩蝕，色澤油油，草木繁茂，流泉甘洌，土香而膩，石潤而明，如是者，氣方鐘未休”。相反，“凡山形勢崩傷，其氣散絕謂之死。”廣州白雲、越秀即屬前一種山勢。例如白雲山“每為秋霽，有白雲蓊鬱而起，半壁皆素，故名曰蒲澗，水甘温，微有金石氣”，匯為文溪、甘溪，為古代廣州城市用水之源。正因為廣州之山有如此良好環境，故能成為建城依托，也引起迷信者的猜忌，如“城北五里馬鞍崗，秦時常紫雲黄氣之異，占者以為天子氣，始皇遺人衣綉衣，鑿破是崗”，傳為歷史上破壞廣州風水第一個事例。
現代地質學認為，一個山系形成需要一個漫長地質時期，山系越大，山脈越長，形成需要時間越久，其地質構造越穩定。這對城市建設最為有利。宋·廖禹《金精廖公秘授地學心法正傳》指出：“山系高聳宏大，由其根基盤踞，支持於下者厚重地。根腳之大，必是老硬石骨作體，非石不能勝其大。低小之山，必根枝（基）迫窄，土肉居多”，白雲山地質基礎最古，下為下古生界變質岩為主組成，山體形成於白堊紀，距今約6000萬年。其間花崗岩入侵，後經斷陷、上升等地質運動，形成越秀山、象崗山、瘦狗嶺等山體，主要由堅硬的砂頁岩組成。白雲、越秀二山間的斷陷盆地，屬堅硬的“紅色岩系”，也是廣州古城基礎。故廣州古城地基穩定，少受地震等地質災害破壞，古人選城址於此不無道理。
風水地理負陰抱陽的另一層含義是城址坐北向南，以取得充足陽光，抵禦北風和接納南風吹拂。因為廣州處於北回歸線附近，每年夏天太陽有兩次直射頭頂，即使冬天太陽入射角也在45°以上，故太陽輻射多，戶可向北開門，即古書所謂“北向戶”之地：“廣州治背山負海，地勢開陽，風雲之所蒸變，日月之所摩蕩”。白雲、越秀諸山冬季阻擋寒冷北風，夏天又是迎風坡，形成雨澤，故廣州能維持良好氣候，冬暖夏凉，又嶺南卑濕，易生瘴癘，而廣州城址倚山而地勢高，較干爽，人不易生病，於健康有利。
風水地理除喻主山為龍以外，也很重視次山群體作用，形成地形上隸屬關係。次山即“砂山”，因古人以砂堆山形，故名。在城市環境中，砂山位於主山之前，互成對景，對維護城市生態平衡和心理感受有不可忽視作用。《青囊海角經》云：“龍（主山）為君道，砂（山）為臣道，君必位乎上，臣必伏乎下，垂頭伏行，行無乖戾之心。佈秀呈奇，列列有呈祥之象，遠則為城為郭，近則為案為幾；八風以之而衛，水口以之而矣，”廣州古城内外，屬這類砂山甚多，近者除禺山、番山，還有坡山、浮丘石、海珠石、海印石（三石已湮）、席帽山、象山、馬鞍山等，較遠者有河南七星崗、萬松山（今萬松園）、赤石崗、魚珠山、石門山等。這些山崗皆為廣州主要構景，為古城增色不少。如根據《羊城古鈔》載，番山“迤麗而北，其上舊多木棉”；禺山“其上多松柏”；海珠石昔有“慈度寺，古榕十餘株，四邊蟠結，遊人往往息舟其陰”；海印石“半出波際，其上有京觀樓，周以雉堞，視海珠、浮丘隱隱，若三台象然”；七星崗“相對七小星，羅列如星”；萬松山“其上多松”；赤石崗為廣州城水口“上有佛寺及文昌祠，士人歲時會文於此。”廣州從宋代起就有羊城八景”，這些主、砂山往往為八景所在。如宋有“石門返照”、“海山曉霽”、“蒲澗濂泉”；元代除“石門返照”、“蒲澗濂泉”以外，增設“粤台秋色”、“景泰僧歸”、“白雲晚望”；明代則有“粤秀松濤”、“穗石洞天”（坡山）、“番山雲氣”、“象山樵歌”、；清代則有“粤秀連峰”、“琶洲砥柱”、“浮丘丹井”、“東海魚珠”等。這些景區皆為市民常履之地，故曰“仁者樂山”。
在風水地理的山、水、方向三要素中，水比山對城鎭、聚落選址更為重要。風水師有“未看山時先看水，有山無水休尋地”之說。《管子·水地》說得明白：“水者，何也？萬物之本原也，諸生之宗室也，美惡、賢不肖、愚俊之所產也”。宋代胡舜申《地理新法》說得更具體，指出山是静止的物體，屬陰，水是運動的物體，屬陽，陰的特徵是恒定不變，而陽性則變化不常。風水中的山可比作人體，水即為人體中血管。人體生長、衰老皆取於人體血管狀況。當血液繞週身循環、順流暢通，則人體健康強壯，反之，則身罹疾病或者死亡。這是人生自然法則，用於處理山水關係亦無不可。此即為風水地理所認為“山環水抱必有氣”，不僅指空氣之氣，而且包括宇宙之氣，即微波。現代射電天文學研究結果顯示，這種“氣”屬於宇宙創生時的微波輻射，包括星體電磁輻射。微波近乎光波，直線傳播，碰到物體有反射、折射、繞射等現象，而圓形或喇叭形狀最利於吸收這些微波。山環水抱這種地理格局，形成一個天然蓄氣場，吸收微波能量或信息，水就是一個最好吸氣場或介質。故堪輿家把這種地理格局稱為“藏風聚氣”的風水寳地。中國古代哲學家早就認為宇宙是由“氣”生成，《管子·樞言》曰“有氣則生，無氣則死，生者以其氣”。而氣又與風不可分割，晋郭璞《葬經》云：“氣乘風則散，界水則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之有止，故謂之風水”。清人苑宜賓進一步解釋：“無水則風到氣散，有水則氣止而風無，故風水二字為地學最重。而其中以得水之地為上等，以藏風之地為次等”。廣大水域可以吸收更多微波，“界水則止”即此道理。水既吸收和釋放微波能量，不但利於調節城市小氣候，也是生產、生活、消防、維護城市生態平衡、營造城市景觀所不可或缺的，因此水是寳貴資源和財富。歷代風水理論都認為“吉地不可無水”，“地理之道，山水而已”。《管子·水地》關於水的理論每為後世風水家引用：“水者，地之血氣，如盤脈之流通也，故曰水具材也”。一些風水家把它具體化，曰：“水飛走則生氣散，水融注則内氣聚”，“水深處民多富，淺處民多貧；聚處民多稠，散處民多散”。唯其如此，廣州城下三江交會，烟波浩淼，舟輯交擊，商旅雲集，成為一個千年不衰貿易港市。其重要原因即為有珠江水域和被河流與潮流反復冲刷而不淤的航道，假如珠江變成一條小河，廣州的生命力也就枯竭了，故廣州不僅為仁者樂山，更為智者樂水之地。
三、廣州古城選址符合風水地理關於城市腹地要求
城市必須擁有一定腹地，以供應市民需要物資，即城市規模與環境容量相關。這個腹地要求是一個相對封閉環境單元，類似地理學區域單元或地貌單元，風水說把這個單元稱為太極。《地理止知》解釋：“既有天地，天一太極，地亦一太極，所生萬物又各一太極。故地理太祖，一龍（山）之終始，所佔之疆域，所收之水，合成一圈，此一太極也；少祖一龍之終紿。抽開之在垣，合成一圈，此又一太極也；祖宗一龍之終始，所開之堂局，合成一圍，此又一太極也；父母、主屋所開之龍虎，全成一圈，此又一太極也”。即太極分四級，各宜建相應等級城市或聚落。戰國時《管子·乘馬》提出：“上地方八十里，萬室之國一，千室之都四；中地方百里，萬室之國一，千室之都四；下地方百二十里，萬室之國一，千室之國都四”。管子後來進一步闡發城市密度分佈思想，指出“夫國城大而田野淺者，其野不足以養其民”，“凡田野，萬家之眾，可食之地五十里，可以為足矣；萬家之下，則就山澤可矣；萬家之上，則去山澤可矣”。雖不必拘泥於這些數字大小，但各級城市對腹地都有自己要求。資源豐富、人口眾多、經濟發達之區，城市規模必定較大，風水學稱之為“大聚”，即太極一級，宜為都城；太極二、三級為“中聚”，宜建為州郡縣治；太極四級為“小聚”，宜建鄕鎭或家宅。秦漢時嶺南為蠻荒之區，珠江三角洲大部分地區尚未成陸，廣州雖為都會，但腹地畢竟有限，故城池規模不大，如西漢初作為南越國都城周長10里，三國時步騭城規模沒有擴展，到隋唐廣州城規模也不足1平方公里，祇到宋代珠江三角洲大規模開發，經濟有相當發展，廣州城才多次修築，建成東、西、中（子）三城，全城面積約20平方公里，為廣州城建史上一個轉折時代。明代珠江三角洲已躋進全國先進地區之列，財力雄厚，又有築城之舉，宋三城合而為一，是為明城，周長3796丈，約21里。廣州“規模宏敞，洵足以襟帶全粤而壓倒諸夷，為嶺南一重鎭矣。”這充分說明廣州城市規模是隨著其腹地擴大和開發程度上升而同步增長的，反過來又驗證了風水地理學說上述理論。
四、廣州古城佈局符合風水地理關於陰陽協調和對稱平衡的營城原則
中國古代都市建設以整體平面佈局，建築群體巧妙聯接、組合為特徵，其指導理論即為風水地理的陰陽協調和對稱平衡。《周禮·考工記·匠人》指出“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前朝後市，市朝一夫”，《吕氏春秋·慎勢》也總結：“古之王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擇國之中而立宫，擇宫之中而立廟”。這都體現了皇權至上、正中佈局的城市規劃思想和操作原則。按此指導思想建設的城市平面輪廊為正矩形，街道呈棋盤狀格局。這在深層文化意義上符合中國古人天圓地方觀念，表徵權力、正義、和順；在科學上利於順應地磁，也利於日照和通風。故它作為城市佈局基本模式沿用到明清。廣州城市佈局從秦漢開始即按此模式營造，世代傳承。漢初趙佗城，北背靠越秀山，上有朝漢台和越王台；前有越王井，右為大北門，左為小北門；中軸線在趙佗官署（倉邊街），南對番、禺二山，東西逶迤；城設東、西、南三門，不設北門；自南門直下珠江邊另有南北向大道，南門外有東西向大道，成為南越國都城“T”形格局。此為典型漢王都佈局模式，為中原建築文化在嶺南傳播結果。近年在中山四路發掘南越王宫和御花園遺址，出土“萬歲”瓦當和秦製宫廷建築用磚，說明趙佗城是按秦都咸陽形制規劃佈局的。此後各朝代，皆以趙佗城為核心和模式加以修葺和擴展。例如明代將宋三城合一，構建北、東、南、西和西北五道城牆，其中北城牆在今盤福路與越秀公園的鎭海路旁；東城牆在今越秀中路一線；南城牆在今文明路、大南路、大德路一線；西北城牆在今東風路西南側市第一人民醫院幹道；西城牆在今人民中路一線；而城北部即今中山路以北，為行政中心，包括廣東佈政使司、廣州府、廣東都司等，按察司在今廣州起義路；城南沿江地帶為商貿區；另見廣州有“紫雲黄氣之升”，恐出皇帝奪取朱明江山而建鎭海樓，高踞越秀山上，更強化了城市中軸對稱格局和情調。明人王佐在《粤會賦》中寫道：明“遂合三城，千雉宏麗，五翬飛驚，增拓（三輔）黄圗，延納丹溟；媲周法而劃元穢，陋（任）囂（步）騭之所經營”，即明廣州城仍以漢唐長安為藍本修建，但規模勝於往昔。又按風水說關於陰陽說法，城牆為陰，而陰與地相關，故城牆與城市四週地形發生關係。一般作法是使城東西兩牆的透視滅點，指向城市龍脈主峰頂點，城中軸線也可延伸到二山頂，使廣州城中軸對稱格局更為宏偉壯麗。
在風水地理中，城市選址和佈局不僅反映城市與地理環境關係，也體現中國古代“天人合一”文化觀念。《史記·天官書》云：“眾星列佈，體生於地，精成於天，更居錯峙，各有所屬。在野象物，在人象事”。這種“法天象地”即按天象配置城市格局在秦都咸陽、漢都長安中得到充分表現，在廣州古城中也留下這方面痕跡。趙佗在越秀山上所築朝漢台，“相傳台象北斗，為之圓基千步，平頂三畝，複道飛軒，逶迤曲折，是南越王朔望升拜以朝漢”。北斗為天上眾星所環繞中心，象徵人間統治中樞。《史記·天官書》說北斗”運於中央，臨制四鄕，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主掌自然和人間萬物。秦都咸陽即按（北）“斗為帝車”思想而建。趙佗初為秦官，與秦始皇關係密切，稱帝後效法咸陽佈局越都是很自然的事。又朝漢台為圓形，反映中國古代天圓地方觀念。《水經注》云“蓋天地，每月隨（北）斗所建之表，轉應天道”，喻趙祚長存。趙佗又“盗竊秦制，閣道環闕，高甍甲第，上峥嶸而瑰瑋，下金GFEC8而繪繢。避暑離宫，不知其幾，迄莫能名其一、二焉”。可想見越都廣州很有秦都氣派。南漢主劉?土布稱帝後改廣州為興王府，按“法天象地”營建都城。《粤會賦》描寫劉?土布“繚瀛作都，雙闕徼道，九軌經途，門千萬戶，宿衛周廬。構乾和之寳殿，法太紫之規模”。按《周易》說法，奇數為陽，偶數為陰，九為陽數中最大，稱為“極陽數”，故用“九”數象徵天子。南漢廣州城“九軌經途”即為皇都形制，史稱劉?土布“分南海縣為咸寧、常康，以擬長安”，印證廣州佈局特色。又劉?土布“崇信釋氏敎，於府城四面建二十八寺，以就列宿”。南宋方信孺《南海百詠》：“今各以寺名為詩，俾後之鑒者屬和焉”。東七寺：慈度天王更覺華，蒼尼東角梵王家，普慈化樂成塵土，興聖猶嫌覺性誇；西七寺：文殊千佛顯眞乘，水月光中見定林，昭瑞當時連集福，咸池今日應奎參；南七寺：井軫南宫換寳光，千秋古勝並延祥，祇今兩寺無名字，地藏帝聯四實方；北七寺：國清尊勝北山隅，證果報恩同一區，地藏荒蕪並報國，尚餘悟性斗牛圩。其中角、奎、參、井、軫、南宫、斗、牛等星皆為二十八宿名稱，顯見劉氏欲將天上秩序移到廣州皇城。
風水說對不理想地形，往往造景加以補救，使城市整體景觀趨於穩定和平衡。這包括建塔、造橋、築亭、修塔、植樹等，凡水流出口處，即“水口”，地勢低窪，常為造景之處。廣州珠江下方即有不少這種人文景點，如赤崗塔、琶洲塔、虎門石礪山塔等。最典型為明天啟年間修築赤崗塔，“形家者以為中原氣力到嶺南而薄，嶺南地最卑下，乃山水大盡之處。其東水口空虚，靈氣不屬，法宜以人力補之”。明萬曆二十六年（1598年）所築琶洲塔“以壯形勝”。清人評論：“赤崗、海鰲（即琶洲塔）兩塔屹然與白雲山並秀，為越東門戶，引海印、海珠為三關，而全粤扶輿之氣乃完且固。蓋吾粤諸郡以會城為魁星，會城壯則全粤皆壯，乃今二塔在東，二浮石在西，西以鎖西北二江之上游，東以鎖西、北二江之下流，而虎門之内又有浮蓮塔（即今番禺蓮花山塔）以束海口，使山水回顧有情，勢力愈重。是浮蓮塔又為江上之第三塔云”。這些塔在不同方位上增加了廣州城鎖鑰氣勢，後來都成為廣州風景名勝。
四、結 語
著名歷史地理學家，北京大學侯仁之敎授說：“一個城市一旦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要求而開始出現的話，它就必然具備一個足以滿足它的發展要求的固定場所。因此，如果說社會經濟的發展乃是城市出現的決定因素，那麼適當的城址就是城市發展的必要條件了”。廣州城市即為適應嶺南區域社會經濟發展的要求而產生，而科學的選址為它二千多年的發展和繁榮創造了良好的條件。這已為廣州城市發展史所證實。上述風水地理重要原則在廣州古城選址的應用，說明秦漢以來風水地理作為中原文化一部分傳入嶺南，在結合廣州地理環境特點、確定城址位置、城市形制和佈局格式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並使廣州古城成為中國風水建築一項傑作，彪炳於中國城市發展史。這一筆歷史文化遺產應得到發掘和整理，為廣州古都和歷史文化名城，以及建設現代化國際大都市的規劃和建設服務。
（作者：司徒尚紀 原載《嶺南文史》1998年第3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