嶺南是我國民系分佈最廣、情況最複雜的地區，包括廣府系全部，客家和福佬系大部，都以嶺南為居地。在歷史發展長河中，他們創造了獨具一格的嶺南文化及各個亞文化。即廣府文化、客家文化和福佬文化，各有自己文化特質和風格，在各個層面上表現出鮮明的文化區域差異，使所在地區形成不同社會經濟而貌，也是制約當地可持續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故深刻認識和揭示民系文化差異和聯繫，對發揚各自文化優勢，實現區域文化互補和整合，促進社會經濟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一、嶺南民系地理分佈
以共同的文化為根本原則，嶺南漢人被劃分為廣府、客家、福佬三大民系。在歷史發展的長河中，他們的分佈地域不斷變化。時至今日，若以使用粵方言為廣府民系主要標誌，則其人數約4000萬，廣東佔70％，為2800萬，廣西佔30%，為1200萬。在廣東，純粵語或以粵語為主地區在粵中和粵西南，包括 47個縣市，約佔全省面積1／3。在廣西，粵方言主要流行於桂東、桂南及個别城市，包括25縣市。在海南島西北部、西部和南部流行的“儋州話”，與粵方言接近，使用人數有幾十萬，他們也可屬廣府民系範圍。此外，使用粵方言的華僑華裔約1500-2000萬，全世界使用粵方言人數約7000萬，嶺南佔了 57%，是廣府民系大本營。
客家方言是客家民系最主要文化特質，廣佈於我國南方，使用人數約3700萬。其中在廣東（合海南）約有1150萬，主要分佈在粵東、粵北20多個縣市，另有79個縣市為客家人散居地。在廣西，客家人約有350萬，分佈在全自治區64個縣市，以桂東南、桂中、桂東北至為集中。兩廣客家人為 1500萬，約佔國內客家人總數的40.5％。嶺南也是客家民系最大居地。
閩方言同樣是區别福佬與其他民系主要標誌。閩方言一支閩南語在廣東（合海南）使用人數約 1800萬，佔全省人口 32％，為廣東第二大方言，主要集中分佈在潮汕地區、雷州半島和海南島沿海，包括全省38個縣市。我國使用閩方言人數約6573萬，嶺南約佔28％，故也是福佬民系一個重要分佈區。
按以上方言分佈並綜合有關資料，嶺南各民系現有如下分佈格局。
廣府民系擁有河谷平原、三角洲平原、山地丘陵以及河口近岸、海灣等多種地形，地域上聯成一片，呈地帶性和板塊性或兩者相結合分佈。而福佬民系主要沿海岸線走向分佈，但不連續，中間為珠江三角洲隔開，呈板塊分佈，並擁有沿海平原或丘陵、台地，面臨大海。客家民系深處内陸山區，既有大集中，又有小分散分佈。民系分佈格局，使人們對環境認知、資源利用，以及精神文化各個層面都有較大差異，成為各民系所在區域社會經濟發展過程和發展水平不同的地理基礎。
二、嶺南民系文化特質差異
作為廣府民系形成重要標誌之一的粤方言，是土著古越語與中原、吴越、荆楚等語融合的結果。據語言學研究顯示，到南北朝時代，粤方言已發展為一支獨特的方言而與後世的粤方言沒有多大的差别。如晋嵇含《南方草木狀》記南人所稱五斂子（即洋桃），現代粤語仍保持這種稱謂，說明當時粤語某些詞語已與現代一致。又按民系劃分一條原則，即在一定時空背景下，某一穩定居民共同體，其人口數量一般不低於同樣背景下土著居民人數。通常使用“客戶”概念表示這兩者關係。雖然客戶是指沒有土地農戶，但外來移民初時幾乎是沒有土地的。以此比較，到北宋元豐年間，廣州、端州、南恩州，以及廣西融州、潯州等，即珠江三角洲、漠陽江和西江流域，客戶佔當地人口總數過半以上，成為當地居民主體。後世珠江三角洲居民每稱自己祖先來自南雄珠璣巷，說明他們是宋以來經大庾嶺道南下定居三角洲的。故普遍認為廣府民系和相應的廣府文化基本上形成於唐宋時期。
廣府文化以重商、開拓、外向等商業文化和保留較多古越族文化為主要特質，並以此區别於其他民系文化。據《漢書·地理誌》載，秦漢時海上絲綢之路始發港在徐聞、合浦，這是由當時湘桂走廊交通地位和航海技術所限形成的，廣州仍是南北貨物集散中心地之一。唐代，廣州已成為世界性貿易港市，“廣州通海夷道”起點，僑居廣州外商多達12萬，並在這裡設置我國最早的海關——市舶使。宋代珠江三角洲開始大規模圍墾，大片荒原成為沃土，荆榛化為稻粱，廣府地區商品經濟初露頭角，廣州成為著名米市，大量“廣米”販運到閩浙等地。廣州作為我國外貿最主要港口，北宋熙寧十年（1077年）由廣州進口的乳香約佔全國進口乳香的98%。廣州城市“千門日照珍珠市，萬瓦煙生碧玉城。山海是為中國藏，梯航尤見外夷情”，為廣大腹地支持下廣州商業興盛一道風景線。明清時期廣府地區商品經濟更有長足發展，在珠江三角洲形成以基塘農業為主體的經濟作物集中種植區，以致糧作面積在明末以後大為萎縮。清雍正皇帝把廣東由此造成的缺糧歸咎於“廣東本處之人，惟知貪射重利，將地土多種龍眼、甘蔗、菸葉、青靛之屬，以致民富而米少”。這主要指廣府珠江三角洲地區。從商也在重利驅動下蔚為社會風氣，“又廣州望縣，人多務賈”，“生之者十三，食之者十七”，即農業人口祇佔廣州地區人口30％。非農業人口佔70%。商品經濟活力，促成大批城鎭興起，到清中葉，廣州）——佛（山）——陳（村）——（石）龍四大鎭作為一個城鎭體系出現，帶動了三角洲乃至西江地區商品經濟發展。如肇慶河面“帆檣如織，而舵工舟子之屬，賴以謀生者輒數千人。肇河水面之繁盛，固可念也”。商品經濟隆盛，又造就了巨大商人集團。明清時，廣東形成“廣州幫”、“潮州幫”和客家商三大區域性商人集團。但無論從商人數、資本勢力和活動範圍而言，“廣州幫”都佔壓倒優勢，次為潮州幫，再次為客家商，後者甚至未形成幫派集團。有人作過統計，從明宣德五年（1430年）到清宣統三年（ 1911年），廣東商人有姓名、籍貫、經商地點的 135人中，屬廣府民系的有126人，福佬民系的有8人，客家民系僅佔1人。“廣州幫”活動範圍遠及江、浙、閩、皖、桂、瓊、鄂、京、津、南洋、歐美等地。另據朱一新、繆荃孫《京師坊巷記》和近人馬芷庠《北京旅行指南》統計，明清廣東商人在北京設會館凡29處，其中“廣州幫”16處，“潮州幫”7處，客家商人的6處。在海外也有類似情況，1801— 1900年在新加坡、馬來西亞的廣東僑民地緣性會館有60處，其中“廣州幫”佔29處，“潮州幫”8處，客家商人的16處，其他地區的7處。“廣州幫”在海内外商人集團中都居優勢，實為廣府文化在商業活動方面體現的強大作用和影響。廣府地區以地緣關係，長期接受海外文化影響，故廣府文化更具有多元性。尤其近世以來，廣府文化首得海外風氣之先，在物質、制度、精神各個文化層面上吸收西方近代文化成果，促使自己的新陳代謝，發展成為時代先進文化。近20年改革開放，廣府地區商品經濟得到充分發展，這已成為一股不可阻擋的時代潮流，正猛烈衝擊著與其相悖的舊的文化形態，與此同時，又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和速度，引進西方文化的精華，包括先進科技、信息、人才和其他文化資源；國内文化科技和人才也紛紛南下，使廣府地區主要是珠江三角洲，無論是開放意識、改革精神，還是生活方式、衣著打扮等都發生深刻變化，在某些方面甚至成為全國的領導力量。這一切不僅標誌著廣府文化内涵日益豐富和擴大，並逐漸向高層次發展，而且比其他民系文化更深刻地改變當地社會經濟面貌，這容後述。
客家人祖先進入嶺南歷史雖然很早，但作為一個民系形成則比較遲，約在宋元時代始完成這種轉變。按上述主客戶對比，北宋元豐間廣東梅州、惠州客戶佔當地總戶數都在50％以上，奠定了客戶成為客家共同體的人口基礎。明清時又有大批客家人遷居粤北和廣西，連同梅州和惠州成為客家人在嶺南大本營。宋代這些客戶移民為適應嶺南山區環境，放棄原先種植麥、稷為主旱作轉到以開闢梯田為主稻作或雜糧種植，共同經濟生活漸漸形成；為維繫宗法社會秩序和環境需要等而建立客家圍龍屋以及與此相關風俗文化都作為一種共同心理素質形成；特别是客家方言，在經過一個從中原漢語分化進程以後，在宋元之際才形成為一種新方言，比粤方言和閩南方言要遲得多。清人比較廣東方言說：“潮音僅方隅，其依山而居者，則說客話，而目潮音為白話，……而客音去正音為近”，說明客家話仍接近中原話，但已脱離母語，成為客家民系形成主要標誌。
在山區塞閉和艱苦條件下形成的客家文化，一方面保持濃重中原文化特質，另一方面又深受當地環境制約，形成以梯田文化為主體、以刻苦耐勞、尊師重敎等精神文化為基石的客家文化架構。讀書求學為客家人保持的中原風氣，宋紹興年間梅州知州方漸說。“梅人無植產，恃以為生者，讀書一事耳”。此後此風有興無減。乾隆《嘉應州誌》稱“士喜讀書，多舌耕，雖因窮至老不肯輟業。近年應童子試至萬有餘人。前制府請改設州治，疏稱文風極盛，蓋其驗也”。時廣東督學吴鴻以親身感受說：“嘉應之為州也，人文為嶺南冠，州之屬四，鎭平（今蕉嶺）為冠。邑雖小，以余所評文章之士，莫能過也。當地諺曰“子弟不讀書，好比沒眼珠”，“不識字，一條猪”，“養子不讀書，不如養條猪”等等。在梅縣出現“一科五進士”，大埔有“一科四進士”的美談，梅縣還有“文化之鄕”之稱。粤北南雄，宋代“其人多習詩書禮樂之業”，到清代“尚留餘古之氣”。甚至貧困的連州，清代“然名門望族，克守祭田。……衣冠典雅，仿佛中州，至道絕乞丐，更他郡所不及”。此乃“學而優則仕”在客家人中更有市場表現。從文、從敎、從政、從軍、從工等在客家社會蔚為風氣；光宗耀祖、衣錦還鄕成為很多人追求目標，說明讀書求出路，是客家人擺脱貧困重要途徑。當然重敎尚學風氣在廣府、福佬地區一樣如此，但問題在於，學風盛衰與經濟發展並不一定協調，經濟發達之區未必就是敎育先進地區。至少在歷史上，經濟條件差的客家地區，文敎反而先進。這種現象的原因，與其說源於一部分客家人稱自己是中原文化世家後裔，毋寧說是客家山區人多地少，迫使他們以此作為外出謀生之道所致。
客家人在廣東居地，昔為畲、瑶人所居，盛行刀耕火種。客家人到來，即在山地丘陵上修築大片梯田，成為客家地區至為觸目農業文化景觀，有所謂“蓑衣田”、“笠麻丘”、“望天田”等名稱，所指均為靠雨水灌溉的小田塊，而依靠山泉灌溉者稱“泉源田”。“水無涓滴不為用，山到崔巍尤力耕”，客家地區土地利用程度還是很高的。由於客家男子多外出謀生，特别近世海禁既開，大批客家男子出洋加劇了當地勞動力不足，沉重田間和家務勞動便落在婦女身上，故客家婦女特殊社會地位和文化人類學特色便成為區别於廣府、福佬系婦女的客家文化重要特質。光緖《嘉應州誌·禮俗》云。“州俗土瘠民貧，山多田少。男子謀生，各抱四方之志，而家事多任之婦人。故鄕村婦女，耕田、採樵、織麻、縫紉、中饋之事，無不為之。稽之於古，蓋女工男工皆兼之矣。……古樂府所謂‘健婦持門戶，亦勝一丈夫’，不啻為吾州之言也。為適應這種勞動需要，客家婦女最先破除纏足陋習，也不束胸，一頂遮擋烈日風雨黑紗邊凉帽為她們特有標誌。黄遵憲對客家婦女此俗甚為贊賞，他引用一位西洋敎士的話說：“西人束腰，華人纏足，唯州（指嘉應州）人無此弊，於世界女人最完全無憾云”。他又說：“吾行天下者多矣，五部洲游其四，二十二省歷其九，未見其有婦女勞動如此者”。但問題的另一面是，深受儒家思想影響，客家婦女盲婚、童養媳、溺女嬰和“從一而終”等習俗比廣府、福佬地區熾盛。光緖《嘉應州誌》記載貞節烈婦400多人，數量超過官宦、鄕賢、科舉等人物即為佐證。
嶺南福佬民系主要由土著閩越、融合中原人、畲、瑶和後來閩南人等形成。從閩南方言分化形成過程和以它為標誌來看，唐宋時期福佬民系基本形成，時間與廣府民系差不多，或比廣府民系稍晚。一個有力證據是唐韓愈貶潮州期間，曾“以正音為潮人誨”，即用中原語音代替土音，但是沒有成功，顯見閩南方言在潮州已經形成，難以改造。宋代開始，為數不少閩人和潮汕人一批批沿海路南遷，抵達廣東南部沿海和海南島，與那裡的住民發生民族的和文化的交流整合，形成福佬民系一個分支，以及閩南方言的次方言，即雷州話和海南話。宋紹聖四年（1097年）貶雷州的文學家蘇轍說：”余居海康，……其耕者多閩人也。又清同治重刊《廣東通誌》云：“瓊島孤懸海外，音與潮通同。雜以閩人。”另還有其他文化特色（如天后崇拜），顯示瓊雷漢人（客家人除外）基本上可歸入福佬民系，瓊雷文化是福佬文化的一個亞文化。
福佬民系沿兩廣沿海分佈，人類生活幾無不資仰於海洋。耕海、冒險、海神崇拜等海洋文化至為發達，是福佬文化一個最重要特質。唐代潮州嶺南一大港口，其地位僅在廣州港之下，唐代潮州土貢鮫魚即鯊魚皮，屬深海性魚類，潮州漁民已在深海漁場作業，出现我國最早漁場之一。故後世潮汕地區流傳“非為生於海則不得食”、“潮漳以番舶為利”之語。但祇到宋代以後，福佬地區海洋文化才顯露燦爛光輝。元代《潮州三陽圗誌輯稿》云：“潮之為郡，海濱廣斥，俗富魚鹽。宋設漁場三所，元因之。……鹽之為利，即可以給民食，又可以供國用矣”。明清時期，漁鹽和海上貿易成為福佬地區重要經濟來源，從人類適應環境和開發資源角度出發，這也是一種文化形態。潮陽縣“濱海以魚鹽為業，朝出暮歸，可俯仰自給。至於巨商逐海洋之利，往來燕齊吴越富室者頗多”。澄海縣百姓“半不務農，而以漁鹽為業。” 。南澳縣“耕田作海，船隻往返，通商貿而廣財利”。而瓊雷沿海福佬人，蹈海冒險經商精神不減於潮汕。宋瓊州檳榔“歲過閩廣者，不知其幾千萬也”。宋雷州海康港出口貨有“谷、米、牛、酒、黄魚”。明清時期形成“潮州幫”商人集團與“廣州幫”一樣，遠涉鯨波，逐海洋之利。方誌、公私筆記對此記載甚多。嘉、道年間，海陽（潮安）商人“則海邦遍歷，而新加坡、暹羅尤多，列肆而居”。鴉片戰爭後，汕頭開埠，“閩粤之輕生海外有，冒風險蹈覆溺而不願。良由生齒日眾，地狹民稠；故無室無家之人，一往海外，鮮回家者”。到民國《潮州誌·實業誌》則云：“潮人仰賴批款（僑匯）為生者幾佔全人口十之四五，而大都市大企業及公益交通事業各建設多由華僑投資而成，内地鄕村所有新祠屋更有十之八九係僑資蓋建”。華僑文化在潮州與在廣府珠江三角洲和客家地區一樣，成為地域文化一個鮮明標誌。福佬人視海，故對海神天后（媽祖）至為崇拜。天后廟林立於我國東南沿海乃至東南亞各地。據有關報導，目前在廣東有天后廟約100多座，建國前汕頭有近10座以上，南澳島現有15座，光緖時海陽有10座以上，乾隆時澄海有7座。從海陸豐經珠江口直下雷、瓊沿海都不斷有天后廟分佈。在汕尾一帶，甚至小孩取名，也與媽祖、佛祖相連，通常以“媽”、“娘”、“佛”為通名。過去幾乎每3個男孩不是叫“佛泉”、“佛有”、就叫“娘包”、“娘興”、或稱“媽禄”、“媽水”、“媽吉”、“媽炎”等，都希望得到媽祖保佑。而女孩取名，則與上述通名無關，側面反映福佬人對海洋依賴，因女子不便於出海之故。
從明代起，潮汕地區已有“地狹人稠”記載，故福佬人對空間利用甚為講究，不僅有“種田如綉花”集約農業，而且在建築、飮食、服飾等方面也至為精巧，同時也造就了福佬人精明能幹、團結對外心理質素，這也是福佬人長期在外謀求發展、相互幫助、扶持形成文化潛質。
福佬文化在潮汕地區，也跟客家文化在興梅地區一樣，具有興學重敎，培育人才風氣。宋孝宗曾問潮人王大寳：“潮風俗如何？”大寳對曰：“地瘦栽松柏，家貧子讀書”。據載，宋淳熙元年（1174年），潮州參加科舉考試士子為3000人，嘉泰四年（1204）為 4000多人，紹定元年（1228）又增至 6600人，到咸淳三年（ 1267）竟達 1萬人以上，在不到一百年時間裡增加二倍多，放南宋《方輿勝覽·潮州》稱潮州“封疆雖隸於炎方，文物不殊上國”，被譽為海濱鄒魯。此後潮人讀書成為一種社會風氣，歷久彌堅，乃民系文化一個優勢。
三、民系文化與區域社會經濟發展
民系文化差異，是各民系歷史發展不平衡的結果。它一旦形成以後，即使面對同樣資源、機遇，也可能產生不同的開發利用模式，造成不同社會經濟效果。這在歷史上已有不少事例，並反映在上述民系文化特質的形成過程中。然而，在近現代條件下，這兩者關係比歷史時期更能清楚地顯示自己的作用和影響。充分估計這點，對區域社會經濟發展有不尋常意義。
廣府系地區，主要是珠江三角洲在長期商品生產中形成商品和開放意識，在近代西風東漸影響下表現出強大的作用力，故廣府系地區比其他民系地區最早成為近代思想文化和近代產業的摇籃。在中國近代歷史上湧現一個站在時代前列，推動社會前進的巨大的人才群體，洪秀全、康有為、梁啟超、詹天佑、孫中山等即為他們的傑出代表。改革開放以來，廣府人更一馬當先，把握機遇，充分利用政策，敢冒風險，大膽創新，積極引進外資、技術、人才，依靠商品、市場、競爭意識優勢，把珠江三角洲建設為全國社會經濟發展高峰區，令世人刮目相看。據目前流行的關於廣東省區域差異研究結果，全省被分為中部珠江三角洲、東西部沿海和山區三大塊。雖然這種分區與民系分佈區有很多差别，但仍可在相當程度上把珠江三角洲代表廣府系地區，東西部沿海視為福佬系地區，山區則為客家系地區。近年來，這三大區域社會經濟都在發展，但發展速度都不一樣，人均國民收入這個指標能綜合反映這種差異：
1980-1984年廣府系珠江三角洲地區這個指標為福佬系所在地區的4倍，為客家山區的5倍，到1984-1990年，這個指標相應為3倍和5倍。即廣府系地區始終居區域發展之首，福佬系次之，客家地區發展程度最低。但隨著時間推移，它們差異水平在縮小。
廣東近年社會經濟發展，在很大程度上依靠鄕鎭工業崛起。有很多過去默默無聞鄕間小鎭發展成為億元鄕鎭。它們地區分佈差異，同樣可以作為民系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差異的縮影。
這種差異，當然是多種因素共同起作用的結果。但其深層根源，應是不同文化特質的時代作用力所致。
誠然，福佬文化的許多優勢也在新條件下得以發揚光大，一方面增強其區域文化個性，另一方面也藉助於它對週邊地區影響，有助於縮小區域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反差。例如福佬潮汕地區的水稻栽培，向以精耕細作和高產聞名。有關研究顯示，潮汕地區水稻單產，元代為377斤／畝，明清約為406斤／畝，清末達606斤／畝。而清代珠江三角洲水稻單產為420斤／畝。潮汕地區比它高44％。建國後，大批潮汕老農到全國十三個省區傳播水稻高產經驗，實際上是稻作文化的輸出，至今仍被傳為美談。近年，潮汕地區根據臨海環境特點，大力耕海，實行海洋農牧化，發展水產養殖、海洋捕撈和海上貿易等，使海洋文化重放異彩，當地社會經濟面貌正發生深刻變化，大有比雄於珠江三角洲地區之勢。
客家地區物質文化發展雖比其他民系地區滯後，但其世代相傳的精神文化 ，卻支持著客家人在任何地方艱苦創業，並做出許多驚天動地的事跡。如在中國近代革命中，客家人功不可沒。日本歷史學家山口進縣在《客家與中國》一文中寫道：“他們的愛國比任何一族都強，是永遠不會被徵服的。其後又受海洋交通環境之影響，養成一種島國人民之熱血與精神，……翻開數百年之中國歷史，沒有一次政治運動是與客家人無關的”。此決非偶然事件，乃傳統客家文化在新環境和時代條件下與近代新文化相結合的壯舉。近年，客家人正利用山區資源優勢，轉化為經濟優勢，使社會經濟發展走出低谷，面貌大為改觀。如京九鐵路和廣梅汕鐵路通過東江和興梅地區即給客家地區帶來發展的良好機遇。它一旦與客家精神文化相結合，即有可能產生巨大社會經濟效益，大大縮短客家地區與廣府、福佬系地區差距。這種結果是完全可以預言的。
（作者：司徒尚紀 （原載《1999跨世紀海峽兩岸地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主辦單位：台灣師大、台灣大學、文化大學、彰化師大、高雄師大，1999年8月21-27日） |
